楼市限购淡出虽是意料中事，却也将如何淡出置于尴尬境地，更将不能“一刀切”、“逞一时之快”的教训映射到当下调控实践中。

　　以限购、限贷、限价为代表的刚性措施彰显了2003年以来楼市调控的强烈行政管控特点，在短期内发挥了遏制房价过快上涨、挤压投机投资泡沫的“猛药重典”功效，但副作用相当明显。时至今日，楼市调控转轨迹象渐明，探索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住房供应体系，建立市场主导的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已提上日程。一方面，楼市调控长效机制被纳入全面改革范畴，从土地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等多方面入手，而非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另一方面，政府与市场边界在逐步明晰，“有形之手”对市场的干预明显减少，转而侧重于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等领域。

　　可以说，十多年来的楼市调控摸索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转型的一个缩影，也是宏观调控不断完善的一个写照。当前经济正处稳增长压力陡生、调结构迫在眉睫的特殊时期，宏观调控面临如何正确处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关系的艰巨挑战，既不能“逞一时之快”而埋下后患，又不能畏畏缩缩而错失良机。

　　从楼市调控经验教训看，当下宏观调控要把握好平衡点，可从三方面着力。

　　一是长短结合，即调控目标的短期指向与长期诉求相结合，勿短期化。就当前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而言，从目前政策看，打赤字、发票子的大水漫灌式做法已遭摒弃，用好增量、盘活存量的调控逻辑则在强化。大规模刺激的“电击疗法”可能会在短期内推动经济发展，但留下的后遗症将增加未来经济调结构难度，而目前经济正处增速换挡期、转型升级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阶段，长期调结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逊于短期稳增长压力。需要指出的是，舆论亦不能矫枉过正，将稳增长与调结构对立起来，将投资刺激政策妖魔化，简单地认为加大投资将继续推高杠杆率，降低经济效率，进一步恶化经济结构。实际上，中国经济不是要不要投资的问题，而是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的问题，以投资为杠杆完全可以实现短期托经济底与中长期调结构的融合。

　　二是总分结合，即调控手段的全局要求与局部差异相结合，勿一刀切。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但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一，不少行业呈现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不宜采取整齐划一的调控手段，应根据各地资源禀赋、产业特色因地制宜，赋予地方政府调控的灵活性。这在楼市调控上体现得更为真切。今年以来，调控部门明确了分类调控思路，对一线城市采取从严从紧措施，继续抑制投机投资需求，增加市场供应，对部分库存量大的城市则默许了放松限购等做法。

　　三是新旧结合，即调控思路的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勿模板化。尽管在经济学家看来，今年中国经济形势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颇为相似，也与两年前有类同之处，但经济活动的复杂性使这种相似不能成为复制他国或彼时调控路径的理由，调控政策在保持稳定性、连续性的同时，内在地增添了针对性、灵活性的迫切要求，需及时地适时适度预调微调。

　　从根本上说，宏观调控的完善还要回到改革的老话题上。调控问题实则是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边界问题，合理有效的调控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要充分地向市场、企业主体放权让利。这需要进一步深化政府行政职能改革，让政府从运动员向裁判员的本位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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