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房价同比涨幅超过10%的城市达到14个。对此，不少业内及专家观点认为，部分城市无法完成年度房价调控目标已成定局，按年初调控政策要求这些城市将面临问责，控制房价需要增加楼市供应并尽早出台房产税。

　　楼市的火热劲头，光从数据上就足以令人咋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首次出现一线城市价格同比涨幅全面超20%，一些核心二线城市如厦门也高达16.5%，南京达14.5%。由此可以判断，之前的调控目标很明显已然落空。

　　事实上，此轮上涨的节点，恰恰在今年2月“国五条”颁布之后。自“新国十条”之后，房价调控处于一个相当长的胶着期，原本以为在“国五条”之后，调控会进一步升级，结果反而逆市上扬，出现了自2009年以来的疯狂上涨势头，其间原因值得分析。

　　对此，官方的论调是公众预期是最主要因素，并对调控不力进行了否认。预期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遏制房价必须先遏制房价上涨预期早成基本共识。问题恰恰在于，地方一边充当着调控者的角色，一边又发挥着助推剂的功能。时下房价持续上涨，既有市场因素的原因，更有政策性的引导，特别是在“土地财政”的指导思想和行为模式下，各地以地兴房，以房促地，不断抬高地价，并通过制造“地王”来加大公众对于房价上涨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楼市火爆、楼价疯涨也就不意外了。

　　加上各地之前对调控政策的阳奉阴违，以及“掺石子、挖墙脚”等折中办法，全国性的调控政策到了地方层面早已打折。如果再考虑到控制地块供给等饥饿疗法，地方调控的责任已然走偏。从某种意义讲，楼市“价坚强”的现象，地方政府难辞其咎。

　　如果单纯从目标来说，问责显然无以避免。问题在于，怎么问责，如何问责却没有明确的说法，究竟是地方行政长官为此受一个行政处分，还是不痛不痒向中央有关部门背书，表达一个基本的态度，抑或是进行约谈式问责？要知道，在房价普涨的情况下，即便问责也面临着“法不责众”的尴尬。

　　现实的情况是，楼市调控落实不力应问责，最终结果却是没有问责。自2011年“新国十条”以来，便鲜有明确的问责案例。即便是2011年6月国土资源部宣布“7月督察，8月约谈，9月问责”，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别说打老虎，连苍蝇都没怎么拍。所谓的刚性问责，不是悬在头上的摩克利斯之剑，而是一个既不中看也不中用的道具。

　　房价乃民生之本，其重在责任，关键在决心。同样作为调控手段，在德国，如果一套房子超过独立地产评估师算出的合理房价20%，卖房人有可能要面临5万欧元罚金。如果超过50%，则可能因为暴利要去坐牢。何以如此刚性而强硬，就在于其将居住作为一项国民福利来对待，囿于自身责任、选民压力等多种因素，敢于动用一切手段真抓实干，才使房价始终长期处于一个理性的状态。

　　反观我们，在居高不下的房价面前，尤需检视一下问责的态度与方式，用行动来回应外界的强烈关注。要知道，这才是当前最大的公众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