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发改委近日发布了《广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的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划》)。针对目前存在的信用问题，《规划》表示，将建立公务员诚信档案，客观公正记录公务员的信用、奖惩等信息，逐步将公务员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奖惩记录、年度考核结果、相关违法违纪违约行为等相关信息纳入信用档案，切实将诚信状况作为公务员招录考察、考核、提拔任用、评先的重要依据。（8月5日《新快报》）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逐渐从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但是因为与之配套的法治建设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没有跟上，结果发生了不少因诚信缺失导致的恶性事件，比如地沟油、毒大米、扶不起的老太太等等，这些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广大人民的健康指数和幸福感，让人与人之间变得缺少信任感和安全感，因此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十分有必要。

　　广州市建立社会诚信体系，先拿公务员开刀是个不错的想法。公务员群体作为国家的公职人员，理应走在改革的前列，积极投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社会群众做出表率。通过建立公务员诚信档案，客观公正记录公务员的信用、奖惩、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等信息，并将其作为公务员招录考察、考核、提拔任用、评先的重要依据，有助于社会风气的扭转，这是一件造福子孙，泽及后代的大好事。但是，笔者认为建立公务员诚信档案仅从记录奖惩、信用开始，还是远远不够，诚信档案不妨从清查“三龄两历一身份”开始。

　　众所周知，三龄两历一身份是干部人事档案中的核心内容，其中，“三龄”是指年龄、工龄、党龄;“两历”指学历、工作经历;“一身份”指干部身份。为了保证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各地的组织人事部门都曾多次开展专项清理工作，但是近些年来，干部的“三龄两历一身份”还是频频出现问题。2009年6月，原河北省石家庄市政协常委、团市委副书记王亚丽因身份、姓名、年龄和履历造假,被正式立案调查。2012年6月，原山西河津住建局局长薛新民被免职。他为了入党、升迁，先后4次填报不同出生日期，最大的1960年，最小的1969年。而在今年6月，媒体更是爆出国家扶贫办有一名“假党员、假干部、假学历”的“三假”处级干部和另一名涉嫌“三假”的更高级别的干部。试问，一个人连自己的出生年月都改来改去的，还有什么诚信可言？

　　因此笔者觉得，不能放任官员对“三龄两历一身份”造假。这种造假，一方面会影响政府的正面社会形象，另一方面也会在全社会形成造假示范效应。如果这些靠“造假”起家的官员总尝不讲诚信的甜头，而吃不到苦头，那么，官场上那些诚信正直的“良币”就将会被逆淘汰。为了净化官场生态环境，搞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十分有必要以干部“三龄两历一身份”为审核重点，启动干部人事档案专项清理工作，通过严把审核责任关、严把材料审核关、严把材料登记关、严把材料补充关等强有力的清理措施对干部档案去伪存真，溯本清源，还干部档案真实面目。如此一来，方可彻底恢复和重建“官场”诚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