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真正解决普通消费者的住房问题，我们就需要先在增加楼市真实供应量上拿出真正有效的办法和手段来，实质扭转供求严重失衡的局面，让楼市暴利失去存在条件。

　　增加楼市真实供应量，首先需要政府职能部门实质承担更大的基本住房供应责任。

　　推行楼市反暴利立法的德国，从第一部《住宅建设法》实施开始，就每年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拨款用于住房建设与补贴的专项基金，直到2006年，在德国楼市已明显供求平衡后，才规定联邦政府不再资助地方政府建房。即使在2006年后，德国地方政府也一直坚持资助低收入群体租房，以此降低公众对商品房购买的需求。

　　中国楼市在恢复供求平衡前，同样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担起必要的建房责任，尽快向市场提供足够的各类保障房，使中低收入阶层可以通过租房和购买政府保障房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避免加剧商品房市场的需求压力。

　　增加楼市真实供应量，同样需要广开渠道，增加各路社会力量建房的积极性。

　　新加坡解决住房问题的一大成功经验就是在政府加大投资的同时，在保障房建设市场实行彻底的市场化，各路建设企业可以公平竞争建设合同，政府通过保障其微利，吸引大量社会资本参与建房。

　　中国楼市本来就有大批建筑企业带资建房、银行贷款开发、消费者预付房款买房，开发商更多时候既不出资金也不亲自建设。如果政府能以土地和公开透明的服务外包合同吸引更多建筑企业带资建房、银行贷款开发，就能迅速将社会资金变为实质性的楼房供应量，这一模式比把土地拍卖给开发商，然后静等开发商造楼卖楼显然要主动得多。

　　德国在十九世纪末开始其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时，还曾由工会性质的群众组织自助组织建立“住宅合作社”，解决了许多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中国也有不少住房消费者、单位有意愿通过自我组织来建房。只要政府职能部门及时提供相应的运行规则和土地供应优惠政策，这样的民间力量同样可以成为有效增加住房供应的有生力量。

　　增加楼市真实供应量，还需要建立土地批租到楼房出售环节的有力监督机制，推动现有土地存量尽快转化为楼市有效供应量。

　　现有的土地招拍挂模式并未就楼盘全部上市截止期、开发楼盘最低供应套数等实质性内容加以限定。在地价高涨的当下，不少开发企业按时开工却无限期推迟完工。即使建成，上市过程也是一拖再拖，少量多批，或者干脆捂盘惜售情况比比皆是。即使最终销售，非小户型的大房也往往占据多数。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实际供应量，必须坚决遏制。

　　此前，多轮调控政策中也多次涉及到这一领域，如强调两年内不开发要强制收回土地，70/90小户型不得低于楼盘套数70%等，上海也早已力推一房一价，并规定了单次推盘数量的下限不得低于3万平米。

　　但这样的措施如果缺少有力的信息披露机制，就很容易引发开发商寻租行为。

　　要使土地资源按时转化为市场实际供应量，就需要尽快向公众公开各地区未完工土地，未上市套数量，楼盘小户型供应套数及比例，并公开相关监管责任人，使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和舆论监督能直接落实到监管者身上，防止相关官员对开发商推延战术放水。

　　楼市暴利是以公众实际收入的减少为代价的，其隐含的金融风险更会危及整个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只有坚决加大扭转供求失衡的力度，我们才能让楼市利益链无法继续盘剥公众，真正让楼市调控取得最终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