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住房供给迅速而全面地由原先的福利分房进入到商品化市场化时代。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住房实行高度计划的福利房分配政策，这种福利性和计划性，建房的成本和维护资金都无法回收，使得供给缺乏激励机制，住房资源奇缺，“住房难”成为当时普遍现象。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政策上改弦更张。随着住房市场的开放房产产权制度的改革，我国房地产业就像脱缰的骏马，飞速奔驰，成为国家的重要支柱行业。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明显意识到，房地产的市场化，并没有解决我国“住房难”问题。相反，市场化下的过高房价催生例如蚁族、蜗居、房奴的一系列需要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央政府开始调整原有的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实施宏观调控，计划新建保障性住房3600万套。到2015年末，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覆盖率将从目前的7%到8%提高到20%以上。政府再次试图通过国家的干预和投入，基本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从某种角度来讲，这种转变正是对计划经济时代分房政策的回归。然而，在市场体制下的这种回归，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克服计划经济时代分房政策所面临的问题。

　　地方政府不积极：

　　保障性住房显然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去建设，而且在建完之后，房屋的维修以及政策的执行保障，都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这些投入需要花上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才能将成本收回，更别提为地方增加GDP了。不仅如此，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多是行政划拨，免征有“第二财政收入”之称的土地出让金，同时还有21项税费是减半征收的。因此对许多地方政府来说显得有些勉为其难。

　　截止到2006年，我国仍有13个省(区)没有将廉租住房制度建设纳入省级人民政府对市(区)、县人民政府工作的目标责任制管理，70个地级以上城市没有建立廉租住房制度。

　　当然这次调控力度之大非以前可比，地方要员被金牌急调入京，签订军令状，在今年11月份以前，必须开工建设1000万套保障房，若不能完成任务，须问责行政长官。但是军令状并不能解决保障房高投入和低回报的问题，这种积极性靠行政的强制性来维持，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资金投入问题：

　　我们以每套保障性住房套内面积为50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是2000元计算，那么一套保障性住房10万元人民币，1000万套就是1万亿元人民币。国家承诺将投入的几百亿资金对这上万亿来说，有些力不从心。

　　其实1万亿元人民币，已经是2010年财政收入的1/8。这说明不管是地方还是中央，单单靠政府的财政支出去解决所承诺的保障房建设，是并不妥当也不现实的。

　　那么，靠发行国债？按照我们的计算，3600万保障性住房需要3.6万亿元。此刻，我们可以轻易地发行3.6亿元，但是留下的就是3.6亿的财政窟窿啊。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央到地方已然投入4万亿拉动内需。更何况目经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趋势渐显，持续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显然不是可行方案。

　　银行贷款？以我国银行与政府的关系，自然积极配合。随后银行可以将风险通过发行证劵进一步推向社会。美国的次贷危机刚刚过去并不久远，我们情何以堪？

　　引入民间资本？如果引入民间资金，出资人无疑是要将本求利的。且一旦民间资金涌入，公租房就变私租房了。这与保障性住房的本意想去甚远。

　　分配问题：

　　保障性住房分配中存在申请弄虚作假、申报不实以及工作人员协助弄虚作假，不按规定程序和条件审批、不认真履行职责、失职渎职等现象屡见不鲜。保障性住房之一的“经济适用房”仿佛已经是一个被玷污的名词，成为一些部门单位专属的补贴和优惠。如果3600万的保障性住房没能落实到实处，对社会的影响力将是巨大的。也是十二五计划中，能否实现正义公平的一项重要内容。就目前来说，地方政府当前重建设、轻管理现象非常普遍。虽然我国于2005年发布《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申请、审核及退出管理办法》，但还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管理落实保障房是一个巨大挑战。

　　而退一步讲，我们用最美好善意的想象，在这几年内，3600万保障房都能够落实下来。那么能够申请的群体又该如何定位和安排安排？毫无疑问，低收入群体将纳入保障范围。但是这将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人为地将低收入家庭集聚在一起。发达国家的前车之鉴是，最后这些“公共住房”大多变成城市中的“贫民窟”了。如何解决好保障性住房的后续问题，将又是一个课题。除了低收入群体，还有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中，中等收入群体，他们不能被纳入保障房体系，又无法与投资投机者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