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骏学历“造假门”、河北大学校长“抄袭门”、蒙牛“诽谤门”……一个一个丑闻门的层出不穷，让通往诚信的大门显得愈加遥远。一次次名人、名企由于诚信问题光环破灭后，放大的聚焦效应让公众对社会诚信进一步失望。

　　上海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组成的课题组，曾对上海社会诚信问题展开调研。调查结果显示，诚实守信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可能是“无用的别名”，有90.2%的人认为诚实守信在不同程度上会吃亏。其中认为一定会吃亏的占17.8%，大多数会吃亏的占30.6%，有时会吃亏占41.8%；认为不会吃亏的比例还不到10%。因此可以推论，大多数市民对于诚实守信更多的是一种期待，而对身体力行则还心存某些疑虑。

　　那么，这些疑虑来自于哪里？统计结果显示，在导致社会诚信水平降低的原因中，公众普遍认为，唯利是图、道德水平下降和对不诚信行为惩处不力位列前三。

　　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也曾表示，备受推崇的“消费主义”思想下，企业只会想着如何使人们消费更多、如何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所以在培养消费者的需求时会采用夸张的做法，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在透支企业的信任度，当消费者的实际体验与宣传效果相差甚远时，透支的信任度是弥补不了的。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人们所关注的社会诚信主要对象中，政府占64.8%，企事业单位占12.7%，其次才是个人和社会团体。由此可见，作为诚信最大供给者和维护者的政府，才是整个社会诚信状况的风向标。周孝正也向本报记者表示，建设诚信社会过程中，政务诚信是关键。

　　而针对这些问题，正如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卢汉龙日前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所言，首先因为在市场化条件下，利益驱动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所以在监管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就会出现造假、商业欺诈等利益驱动的负面行为。而后续的责任追究体系不到位，使得不诚信行为的成本很低。源头不堵，去处不截的后果就是虚假浮夸之河泛滥。

　　要法律也要市场化

　　第一财经日报：目前的社会诚信建设整体情况如何？公民比较关注的是哪些方面？

　　卢汉龙：上海市政协早在2004年就对上海的社会诚信和企业诚信进行过调查研究，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2009年他们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上海受访者中竟有92.2%的人认为“诚实守信”会吃亏，诚信几乎成为“无用的别称”，广大市民期待社会诚实守信，但是又未必会身体力行。

　　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就是人人都觉得不好，但是人人又都觉得很难诚信。调查表明，公众迫切关注的政府部门增加透明度的方面首先有：对于食品药品的质量认证，公务员的招录、任用和提拔，土地使用权出让交易；其次有：政府采购、征地动迁、重大工程项目招标和行政审批；再次有：国企和金融高管薪酬，财政预算和决算，廉租住房工作和学校招生；最后有：对于如何制定规章制度或立法，以及科研经费使用等行政环节的透明度。

　　日报：近几年来社会上缺乏诚信导致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例还是层出不穷，您最近特别关注哪些方面的案例？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诚信缺乏屡屡出现？

　　卢汉龙：最近关注较多的主要有食品，还有网络欺骗和电话通信。我自己也经常收到电话、短信欺骗，其实这些已经是诈骗了。现在大家最反感的就是商业不诚信，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电话诈骗，出售号码的公司并不是不能查的，只是出于商业目的，睁只眼闭只眼，这就是不诚信。

　　其实很多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我认为很多都是从商业不诚信开始的。商业不诚信跟日常生活接触最多，又牵涉到整个市场监管。本质上讲，社会分工越来越复杂，特别是市场化之后，谋利已经成为基本的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所以造假，商业欺诈，从利益驱动的角度就会有很多设计，使得一般消费者难以分辨。所以商业不诚信，是跟我们很多监管不当有关系。这就需要市场有一个整体监管系统。

　　同时，从政府层面上讲，就是政府也应该有内在的公信力。就我国而言，政府是享有较高民众信任度的政府，而且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也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关系中的一大特点和优势。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裴宜理教授就曾指出，中国公众在与政府关系中其实很少有关于“权利”的意识，更多的是“规则”意识。中国公众往往希望他们的政府按照规则办事，而不是向政府要求他们的权利。

　　那么从诚信角度来讲，就是政府如何更好的守规则，然后按照规则，按照功能要求去执法。我们的政府从计划经济转型过来，政府对市场的介入是很大的，政府的角色还没有完全转变。但另一方面，市场原则是私人原则，就是靠个人理性。现在的问题就是，每个公司，每个地方政府对利润都很在乎，但又没有很好的公共政策让他们得到了利益以后来普泽整个社会。

　　东西方诚信差异

　　日报：西方的诚信建设相对发展得比较好，东西方在社会诚信的发展上有什么内在区别？

　　卢汉龙：首先西方是有很多公共性原则去制定规则、法律；其次西方与中国在文化上还存在一个重要差别，就是西方通过宗教来约束道德，中国则没有此类信仰，而是只有伦理道德，尽忠尽孝的儒家思想。但是本身我国宗教文化就相对较弱，现在又受到现代物质利益的驱使，伦理上的约束力受到了挑战。

　　而且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如果单靠人际关系去维持信任已经变得很不可靠了。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东方与西方在诚信方面的区别主要在于，西方的诚信是靠很多法律规则、制度和宗教信仰，而东方则是靠家族之间的信任。

　　日报：但是正如您所言，伦理道德的约束和家族的信任不能持久，对于中国诚信建设的制度保障是否有什么建议？

　　卢汉龙：中国之所以经济发展得这么快，一部分原因就是依靠了家族、人际资本的诚信，以及党政系统内的诚信，这并不是靠法律去制约的。但现在社会乱象一片，我们还是要回到法律途径上来。

　　对于商业诚信建设来说，一方面需要法律制约，另一方面还需要市场化，可以不垄断的尽量不垄断，让大家来竞争。竞争越发达，相互之间就越有制约。市场越开放，诚信度会越高。同时，民间的行业协会以及民间组织的作用也很重要。政府管不了那么多，行业的自管、相互监督，以及行业协会制定行业伦理，才能真正做到行业的公信力。

　　还有就是媒体在这其中的作用。现在很多公司利用媒体相互欺诈，比如蒙牛的公关战。同时商业文化对媒体的侵蚀也很厉害，因此媒体的独立社会良知也是很重要的。同时政府信息的公开也很重要，要加强社会对政府的监督，因为政府不诚信才是最大的不诚信。

　　日报：那是否需要出台类似《社会信用法》的法律法规？

　　卢汉龙：信用主要还是一个道德问题，道德很难用法律规范，法律应该保护道德底线，我不赞成用法律来保证诚信，法律应该用来惩罚违信者。号召大家守信这只是一种倡导，行业间的自律要求可能比法律更重要。

　　中国诚信状况如果无法及时改善，可能真的会造成经济持续增长的软肋。这是社会性的生产要素，不能保证诚信的话，也不利于我们走上世界。

　　企业、个人应该建立信用库，但进入信用库的标准还有很多争议。在中国目前条件还不成熟，还在争论过程中，但我认为这个信息体系一定要建立起来。总的来说，需有这么个过程，让大家明白市场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使得我们在商业发展的同时，更好地让制度在法的作用下更好地限定每个人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