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高考集体舞弊，第一个落点是贵州松桃。不法分子利用学生组织多个作弊小组，他们事先安排好的考生，将无线纽扣高清摄像机带入考场，在偷拍试题后通过无线电设备将试题图片传输到考场外。考场外专门负责做题的人再将答案通过无线电信号传输到考生带进考场的专用尺子、橡皮和无线电耳机上，有的学生也直接通过手机接收。

    这是预料之中的新闻，每一年都在重复。到现在，高考舞弊已经彻底进入高科技时代，组织更加缜密细致，作弊团伙躲避追踪的能力越来越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句话在高考作弊中也得到了最好的印证。事实上，《中国青年报》记者也直接采访到一些 “作弊成功”的考生，这不是孤证，而且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样的尴尬现实，实际上寓示着高考在实现公众最强烈的公平诉求上，已经打了折扣。

    就在今年高考前一天，教育部还言之凿凿地对广大考生进行过一番提醒，谁要是在高考中违规，除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外，还将被记入诚信档案。现在看来，诚信档案这根道德大棒至少对贵州松桃这帮作弊考生，没有起到任何道德教化和前途震慑作用。原因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只要能挤过高考这座独木桥，未来人生就拨开云雾见天日。那一刻，谁还又管得了脚下的洪水滔滔呢？

    “高考不绝，作弊不止”，这已经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不要说拿着“诚信”这面道德旗帜了，就连很多作奸犯科者被送进深牢大狱，也没能让参与高考舞弊者望而却步。事实也证明，现在高考作弊越来越 “扎堆化”了，比如，广东电白、河南濮阳、湖南耒阳、河南郸城、吉林松原……近年来发生在这些地区的高考集体舞弊案，都越来越有规模化、产业化、集团化的趋势，而且其中包含着权力腐败与监守自盗的共同特点。比如，在贵州松桃，用手机作弊成功的考生称，“学校要照顾升学率”也是他们躲过追查的原因。换句话说，就连学校本身也是高考舞弊的既得利益者。同样，学校升学率高了，教育部门的“政绩”自然也就上去了，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高考舞弊的受益者。

    这一切，都提高了一种强大的警示，那就是围绕高考舞弊很可能形成特定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仅仅包括商业个体，还包括权力部门。现在，有关高考集体舞弊的“产业链”也已经越来越清晰了，从设备开发到人力援助，从市场兜售到权力公关，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利益共同体，考生只不过其中一个小环节而已。而且，在这样特殊的“市场诱导”下，高考舞弊似乎越来越可以衍生出相关的产品来，也对相关人才有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在贵州松桃这起高考集体舞弊中，连尺子、橡皮这样考试必备的文化用品，都可以“变身”为接受信息的工具。这寓示着，科技开发、人力配备、市场开发、权力公关等一些系列手段，都能细分到具体的市场运行中。而这一切完全就可以视为一个庞大的商业系统，来通过高考舞弊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许多年来，人们都把教育公平视为一种底线公平。如果连高考都遭遇特别利益集团捆绑，以集体舞弊的形态制造不公，那将是何等可怕的事。要知道，中国很多领域长期诉求的改革裹足不前，说到底，都是来自于特殊利益集团捆绑，医改与房改就是最好的证明。当然，教育体制改革这些年转身缓变，也同样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有关。在这样的环境下，年复一年出现的高考集体舞弊事件，就必须重新以一种新的视角去审视，是否可能再次出现资本与权力勾结的既得利益集团。

    至少，现在看来已有这种迹象了。从这些频繁发生的高考集体舞弊来看，一些地方的资本与权力通过联姻，已经能拥有一种可以突破相关监管的力量了。如果不能迅速遏止这种现象，这些既得利益者就很可能像滚雪球一样，抱成一团，越来越大。到那时候，高考公平很可能就要面临更加可怕的深度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