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的“失信黑名单”机制已经略显成熟，并与相关部门已经形成良好贯通和合作，落实的现实效果较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法院执行部门可以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等其他方式予以公布，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在各具体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而且，人民法院还可以对失信被执行人限制其高消费，在申请银行贷款、乘坐飞机软卧、高消费等方方面面都受到限制。这样看来，现在“失信黑名单”已经形成较为有效的倒逼机制，进而规范公众的行为，甚至能够规范道德。

　　从这个案例来分析，儿子因为拒绝支付给父亲每月200块的赡养费，被法院录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从而被各种限制，然后因为生活受到干扰，才去法院承认错误并履行赡养义务。这一关于“孝”事件走到用“失信黑名单”这一倒逼机制来解决的路子上，既有可悲之处，又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而且在积极的意义面前，可悲之处是能够被其感染甚至是同化掉的。

　　为什么说其可悲呢？因为道德的呼吁和规范不管用了，据了解，执行中，法官多次与张某电话联系，希望他能念及亲情，主动履行赡养义务，但张某最后不但不履行还将法院拉黑，这就是道德的失范。道德失范之后，采用“失信黑名单”这种倒逼机制来规范失信人孝敬父母的行为。实质上其实是在用失信人的利益来倒逼和规范，失信人是因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被干扰才会愿意去弥补自身“孝”的缺失，这就是可悲点。

　　这种可悲是道德的遗憾，而处在道德往低走的现实中，靠呼吁道德又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只能从下往上去探索，就必须走“倒逼”这条路，这样看来，“失信黑名单”的倒逼机制有着现实必然性，这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可悲之处。

　　至于积极意义，在具有现实必然性的前提下，“失信黑名单”能让失信人看到社会和法律整治失信行为、规范“孝”的美德的态度和决心，让其能明显意识到因不孝引发的失信所带来的现实烦恼，对其发展的干扰。其实这种倒逼机制是在用实际行动像人们传递“孝道乃安身立命之本”的古理，有助于失信人反省自身，规范行为，这本身就具有教育意义。

　　那积极的意义为什么能同化可悲之处呢？因为这种倒逼机制不仅对于失信人是一种规范，其产生的积极意义也能够从下而上的敦促道德的提升，倒逼道德规范。以后，随着“失信黑名单”这种倒逼机制的不断补充和完善，制度不断往高处走，人的行为不断规范，道德也会随着往高处走，真正的做到倒逼公众道德规范，也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