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籍大学生段金可，因被骗光5000元学费而绝望弃世，6日其遗体被发现。开学季，连续发生的几起针对大学生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影响恶劣。

　　9月6日，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在上海调研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时强调，要有效防范、精准打击，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决不能让群众的“养老钱”“救命钱”“上学钱”被骗的悲剧屡屡发生。

　　如何在全社会织牢织密反电信诈骗活动的防护网？有识之士已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但多侧重于加强技术防范和加大法律制裁力度，诚信教育则鲜有人提及。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转型期中国百姓面临的道德困境。

　　诈骗活动的长期存在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道德问题。学者调查发现，诈骗活动往往有历时性、地域性的特征。特别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一些乡村，诈骗分子发家致富的神话至今仍被个别人视为“成功样板”，他们的骗术甚至成为“乡土教材”。这种传承于民间的“恶之华”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面对诈骗行为，人们还很少看到周围群众集体愤怒的道德勇气——无论从语言和行动上，他们常常采取去道德化的态度，以“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漠然处之。虽然地方政府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努力营造“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氛围，但街谈巷议传达出来的民间道德批判力量仍然过于单薄，难以形成全民监督的强大合力。毫无疑问，“骗不为耻”的观念实质上为诈骗活动的存在提供了土壤。相应的，我国国民的耻感教育普遍不够，特别是对青少年群体的教育相对缺失。在一些地方，道德教育更多的还是一种受地缘、血缘、业缘等因素深刻影响的自然传承。这种自发的道德教育容易催生道德选择的相对性，见利忘义的歪风一旦兴起，耻感意识淡薄也就不足为奇。

　　必须看到，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还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善恶较量，既要依靠强而有力的法治保障，更要亮出是非分明的道德“匕首”。

　　新农村呼唤新道德。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但要帮助农民从经济上致富，更要从道德、法律上“脱贫”。针对诈骗活动相对高发的乡村，在努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地方政府尤其要加大诚信教育的力度，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倡导诚信为荣、行骗可耻的观念，以促进社会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