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财政部、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共同做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有关工作的通知》，部署七大举措推动PPP的发展。

　　这已是高层5月之内第四次提及加强民间投资。5月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强调，将对促进民间投资政策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查，以激发中国民间投资的活力。5月9日，《人民日报》刊发《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一文，提出“民营企业投资大幅下降”正在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风险点”。随后，国家发改委出台了稳定民间投资的四项措施，银监会有关负责人也表态将进一步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渠道和方式，培育更贴近基层的金融机构。由此可见，近期民间投资加速下滑问题已经引起决策层高度重视。

　　那么，为什么各部门在一个月之内，纷纷将政策目标锁定在强化民间投资上呢？

　　首先，民间投资失速意味着整体投资效率偏低。

　　决策层的警惕不难理解。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前4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10.5%，比去年全年略有上升。但从所有制结构看，民间投资前4个月的投资增速只有5.2%，而国有及国有控股性质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23.7%，是民企投资增速的4.5倍。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62.1%，比去年同期下降3.2个百分点。

　　可以看出，尽管总体投资增速稳中有升，但民间投资增速的明显下滑仍然释放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近年来的数据表明，国企总体的经营业绩比非国有企业差一些。如第一季度国企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增速均为负数，而股份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都是正增长，且利润的增长要大大超过收入的增长。这意味着，前4月，资源仍在向低效率的地区、行业和企业倾斜，这与结构性改革的方向有偏差。

　　其次，民间投资失速还反映出资源投向的结构性失衡，暗藏风险。

　　如果说，实体经济增速的趋势性放缓的确对民间投资造成影响，但从这个角度看，很难解释国企投资、政府投资与民资走向的分化态势。不难想象，这与部分银行信贷对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倾斜有关。

　　一般而言，由于政府信用的隐形担保、较大的资产规模、更密切的政商关系，国企与地方融资平台的确更容易享受到低成本的信贷资源。特别是2014年四季度以来的连续降息，银行一般贷款利率持续下行，国企与部分地方融资平台客观上成为降息红利的主要受益者。相较而言，民间资本的借贷利率偏高，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成本不对等的状况并未解决。

　　如此格局不仅不利于民企，甚至于国企、银行也是受害者。由于很多国企的经营效率偏低，再加上身处产能过剩产业，其享有的低成本资金也容易成为“双刃剑”，演变为高负债、高风险。财政部数据显示，3月末，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225155.1亿元，同比增长15.6%；负债总额812024.2亿元，同比增长18.1%；而银行前期审核的“轻松”，以及对政府最终刚兑的希望也埋下隐患，导致不良指标攀升。

　　再次，民间投资失速暗示体制机制改革需加紧进行。

　　民间投资增速明显下滑除了受实体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和金融市场波动而引发主动性退出，在部分领域内却属于被动型撤退。

　　一方面，在很多投资回报率较高的领域，民间投资仍面对较大的进入壁垒。例如，卫生、水利、环境等公共服务领域尽管有着较大的市场需求和良好发展前景，但往往属于国资的“地盘”，民企想要进来谈何容易。相应的，由于领域限定，民间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小规模、见效快、低技术含量的一般性竞争行业。这意味着民资与财政投资难以形成共振，更难独领风骚。

　　另一方面，随着政府投资发力，民间投资在融资成本等方面处于竞争弱势，也使投资步伐放缓。例如，2016年一季度以来，在房地产市场持续回暖的带动下，建筑业出现复苏迹象。但建筑业中民间投资的占比却不改颓势，从2015年2月的52%下滑到9月的45%，并进一步下降到今年1至4月的40%。

　　最后，民资投资失速还会反映到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上，并进一步影响消费水平。

　　不难想到，如果民营经济在区域经济增长中贡献比例下滑，那就意味着投资回报率相对偏低的国企更趋主导地位。然而，后者整体盈利能力较弱，这意味着企业员工收入增速趋缓。如果这一趋势延续较长时间，将影响居民的整体可支配收入水平，甚至进而影响其消费水平。

　　最近决策层的密集发声和连续的政策推出已经显示出变革的决心。然而，“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无论是通过PPP项目形成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合力，还是为民间资本营造更便利的融资环境及更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真正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实体投资回报率，需要顶层设计出政策，更需要破除基层利益博弈，稳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