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经济学会发表冯学荣的文章说，一个社会的诚信度低，那么它的交易费用就高，交易费用高，社会全体成员都是受害者。反之，一个社会的诚信度高，那么它的交易费用就低，交易费用低，社会全体成员都是受益者。

　　多年前我到法国巴黎出差，在酒店退房时，发现信用卡超额不能刷，现金也不够，十分窘迫。我忐忑问酒店前台：回国之后再汇款给你们可以吗?没想到人家爽快答应了。于是我回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银行给对方汇款。法国酒店在本案中的交易费用无限趋近于零，因为社会诚信度较高的缘故，他们不习惯于相信客人会赖账，所以他们不需要为这笔交易支付额外的费用。如果换了我们的酒店，你不付钱是走不了的，保安会拦住你，而且会报警，这聘请保安的费用、报警走司法程序等费用，就是由于社会诚信缺失而引起的不必要的交易费用。

　　我们知道在发达国家，陌生人之间搭讪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陌生男女在公共场合搭讪，十分自然，从不认识到认识，有的自然发展成为恋人。由于社会诚信度较高，人们相互之间的戒备心较弱，这样就促进了人们的交往。而在我们这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则是我们从孩提时代就接受的启蒙教育，社会诚信度较低，你不信任我，我要防备你，陌生男女之间搭讪一下，对方条件反射般会认为你是流氓，所以人和人之间的隔膜就严重，人际交往的范围就窄了，这样的社会，受害者是全体成员。

　　我曾经陪一个德国同事在北京公干，办完事之余，结伴去游长城，回到酒店，我看到他在桌子上整理发票：这一堆是公事支出，可以报销，那一堆是个人旅游支出，不能报销，十分自觉。所以跨国公司的财务部一般审查发票和收据都不严格，这样能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因为社会诚信度较高，就避免了人力资源的不必要浪费。

　　在1911年局势动荡的时候，满清王朝的那些达官贵人们，都要把钱存到英国人在北京开的“汇丰银行”去，宁愿没有利息，他们也要存英国人的银行，坚决不存大清国民开办的银行，为什么?也是因为社会诚信的缺失，同为一国的国民，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彼此不信任，交易费用就增加了，交易就受阻了，财富就在无形中流失了。

　　以上种种因为社会诚信缺失而导致的不必要的交易费用，我们可以称之为“信用成本”，也可以叫它“人品税”。一个社会如果诚信缺失，那么人人都得为它缴纳额外的“人品税”，都得承担不必要的交易费用，作为结果，每个人的财富都会遭受损失，在这个游戏规则中，人人都是输家，没有谁是赢家。

　　香港是一个很好的榜样。香港人也是中国人，但是在一百多年的商业气氛和法治环境熏陶下，诚信早就成为这个城市公认的游戏规则，所以在香港购物，是很难买到假货的。香港之所以成为“购物天堂”，除了零关税所造成的价格低廉之外，严格的法治环境和世代相传的商业信用以及两者催生出来的社会诚信度，也是有口皆碑的。这就使大量的金钱流向香港，由此可见，社会诚信是实实在在能创造财富的好东西。

威权转型社会滋生无信刁民

　　几年前我在香港机场遇到这样一件事，当时机场宣布航班晚上停飞，安排乘客住宿。有几个乘客开始鼓动大家闹事，并以演讲的方式责问机场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二话没说转身就走，几分钟后香港警察到场，问谁有意见请跟我们走。这几个乘客立刻老实了。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国内，舆论似乎有一种政治正确，机场一定被认为是有过错的一方，除非万不得已，机场一般不敢采取强硬立场。

　　一方面，转型时期的威权体制限制了公民很多权利，但另一方面，它也在把一些人“惯坏”。当事情还没有上升到非动用威权不可的程度，常见无原则的扯皮甚至纵容现象，甚至碍于种种投鼠忌器而不敢轻易动用司法工具。也就是说，在依法行政这个层面是软弱的、失职的。其实民众也深知它的软肋和尴尬，所以才去肆无忌惮地吵闹，“能哭的孩子多吃奶”。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旅客在内的很多人其实是被法治不足的威权体制惯坏的。上有威权，下有刁民。不要以为威权体制永远是强硬面孔，它的怀柔，它在司法层面的软弱和犹豫不决，对于民众行为和社会心理、社会习惯负有很大责任。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房地产维权、环评项目、消费者维权等领域。人们知道，只要别触动硬线，各种手段便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而反过来，正是由于这样的态势，人们只能寄希望于自力救济，尽可能把自己的声音喊到最大，同时放纵人性恶的一面。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下降的双螺旋曲线，老实人吃亏，刁民得利，社会缺乏诚信，充满戾气。中国人信仰“人之初，性本善”，以教人向善的道德建设提倡诚信。而西方人信仰“人生来罪恶”，用完善的制度制约诚信的缺失，也正是因为法治的成熟，将失信行为发生率降至最低。所以，提高依法执政水平是解决这一社会弊端的首要因素。 (李方)

罔顾是非偏向弱者的舆论败坏诚信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某县的一份报纸，是全国讣告刊登量最大的报纸，几乎整个版面都是讣告。阅读这份报纸，或许你会以为当地遭遇了严重的天灾，殊不知这却是秘而不宣的“人祸”。

　　在这座县城，有一个著名的废旧机床交易市场，当地人去北方和西部收购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二手机床，然后转卖或拆卸零件分销。而当企业上门收款时，家中亲人就集体上演收货人猝然离世的苦情戏码，并拿出当地报纸证明事情属实。就这样，“假死”让他们几乎以零成本得到机床并转手获利。该县就依靠这一手段，从全国贫困县一跃成为富足之乡，当地人“毫无信誉可言”的恶名亦随之遍闻天下。但在这样一个外人看来信誉基本为零的地方，当地人借钱却不用打借条写利息，大多通过口头协商，就能兑现承诺。

　　其实，我们在谈论诚信的时候，往往以“好人或坏人”进行两极定论，这对于探寻诚信在商业中的意义是远远不够的。诚信与两件事相关——交易与成本。信用的高低，是每个人对于这一次及之后预计交易的总体成本的理性衡量。

　　一个人，能以零诚信的面孔面对外乡人，是因为他并未想与对方展开第二次交易，一次骗到手即成功。在法制并不完善的背景下，此举并不会受到任何处罚。但是在小县城内，人人彼此相熟，个人的一次失信就会令整个家族的名誉蒙尘，致使未来的借款阻力增大。同时，当年银行信贷业务尚不发达，在私营企业难以及时贷到钱的情况下，无法在短期内凑足钱就意味着与良机擦肩而过。对善于抓住商机的人而言，这绝对是不可出现的过失。

　　如今，中国的法制化日臻完善，更令人振奋的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大数据和云计算能以更高的效率来维护诚信。虽然人性的进步是一条漫长而艰涩的道路，但多股力量正一同推动着社会对人性的制约。在这个过程中，媒体的正确舆论引导承担启蒙的作用，尤其是面对弱者的毁约现象，更要持中公正，宣扬契约精神和市场法则，这样才能让民意超脱道德绑架，更快走向诚信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