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两大评级机构穆迪和标普先后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此举引发市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关注。

　　标普之所以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用它的话说，中国经济再平衡的推进可能慢于之前的预期；预计中国政府和企业杠杆率将恶化，“投资比例可能远不如之前认为的那样稳定在GDP的30%-35%之间。”另外，国务院和各部委之间存在协调问题，政府和市场之间也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并且还没有从政府机关彼此之间的制衡当中受益。这些特性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穆迪调整展望的主要原因则包括以下三点：第一，中国目前及未来财政指标走弱，这体现在政府债务和或有债务的不断上升；第二，由于资本外流，政府外汇储备缓冲持续下降，凸显了政策、货币与增长风险；第三，鉴于改革面临艰巨挑战，政府为解决经济失衡而实施改革的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两大评级机构所谈到的上述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有些还是老问题，然而由此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确实不是很有说服力。这从市场对评级下调所表现出的波澜不惊可见一斑。两次下调评级展望，市场并没有出现大幅动荡，甚至人民币对美元还有上涨，这并不是市场对中国经济表现得格外“宽容”，或如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所称，两家评级机构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低估了中国推进改革、应对风险的能力。以穆迪提到的三点原因来说，前两点今年以来都有好转，尤其是资本外流，很大程度上与人民币的贬值有关，但目前人民币的贬值速度大幅缓和。至于标普预计中国政府和企业的杠杆率将恶化，而前两个月的数据显示，企业利润和政府财政收入都有改善。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对两大评级机构的评级不屑一顾或者嗤之以鼻？也不是。尽管它们未能从动态的角度看待中国经济的变化，但应该承认，作为国际享有声誉的大牌评级公司，穆迪和标普建立起来的评价指标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代表了市场很多机构的看法。考虑到它们在市场的江湖地位，两大公司对各类债信的评级，对资本市场是有很大影响的，直接关系到各类主体在市场筹资成本的高低。因此，如果说在穆迪下调中国的评级展望后，中国财政部的负责人尚可用轻松调侃的语气表示不care评级，不去拜码头的话；那么，在标普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为负面后，财政部特意安排副部长史耀斌以答记者问的形式进行回应，就已经说明它们的评级下调对中国政府还是有所触动的。

　　两大评级机构的权威性和重要性显而易见，但其评级也经常被批评缺乏客观性，惹得一些企业和国家不高兴。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它们对希腊的负面评级就导致欧盟怒气冲冲，威胁要建立自己的评级机构，把它们赶出欧洲市场。而它们对垃圾债券的高评级也备受市场质疑，一度使自己的形象受挫，还受到美国国会的调查。原因在于，两大（加上惠誉，实际是三大）评级机构垄断了全球从企业到国家的信用评估业务，又因为这种垄断，让人很难相信它们在评级时完全做到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

　　即使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两大评级机构对中国企业和主权信用评级也不是很高，以致很多中国人用“阴谋论”来看待它们的评级。

　　既然如此，如何使两大评级机构的评级客观公正？如何使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主权信用评级摆脱受制于人的状况？对前者来说，假如不能给予穆迪和标普等评级公司以约束，以它们在市场的垄断地位，一旦发生道德风险，将会对一国金融体系乃至全球金融市场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对后者来说，它还关乎到中国的金融主权问题。

　　一定意义上讲，信用评级是国家金融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谁掌握了信用评级话语权就将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一国金融体系运行的主导权。《纽约时报》曾毫不掩饰地称，评级机构是冷战结束后国际上的另一个新强权，因为它用评级控制世界。因此，中国应该在信用评级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近年来，中国的信用评级也有很大发展，评级机构在评级理念、评级方法、指标体系、执业标准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但要看到，由于我们正处于新兴加转轨的发展阶段，经济的信用程度远不及发达国家，信用评估还未普遍受到重视。与发达国家的信用业相比，我们存在信用评级机构数量多、规模小、实力弱、业务范围狭窄，以及评级结果可信度不高，利用率低，社会影响力小等问题。特别是，尚未形成在各个方面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评级机构和评级品牌。另外，评级程序也缺乏科学性、严密性，难以做到公平公正客观地评价企业信用级别，造成评级信息的可信度降低及评级机构威信下降。所以下一步，应把发展中国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和体系的问题提到重要日程。

　　但是，信用评级的根本问题不在评级本身，而在经济，如果经济健康发展，评级机构再苛刻再怀有偏见，亦很难得到市场认同。故事情之关键，是将自己的经济搞好，经济搞好了，信用自然就有保障，对于这一点，不应有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