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市场处是一个令开发商惧怕的部门,它掌管着新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发放。处长姓刘,地产江湖人送外号“刘三刀”——近年来,凡报备到他这里的高价楼盘,预售价格总要被他“砍三刀”。 ...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市场处是一个令开发商惧怕的部门,它掌管着新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发放。处长姓刘,地产江湖人送外号“刘三刀”——近年来,凡报备到他这里的高价楼盘,预售价格总要被他“砍三刀”。
即便没有春节之后一线城市的房价暴涨,北京也早就开始运用这种行政化手段,对房价过快上涨进行“供给侧”调控了。
通过限制“发证”来降温楼市,早已成为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惯用调控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奏效的,但局限性也十分明显:限制发证时间过长,会人为造成市场饥饿,供需失衡导致房价报复性反弹;而当前北京新拍地块的楼面地价大都突破4万元/平方米,地价占比越来越大,“刘三刀”们可“砍”的空间也越来越有限。
不缺储备政策和调控“重拳”,但如何做到科学调控,长效且不留后遗症地稳定房价,却需要研究新的手段和措施。这正是当前一线城市房地产调控所面临的尴尬。
1、两会官员不断放话稳定房价
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传递出近乎一致的声音,那就是一线城市房价暴涨问题,政府绝不会坐视不理。
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在政协小组讨论时透露说,央行准备联合住建部、银监会等相关部门,对提供首付贷、涉及金融业务的房地产企业、中介机构进行治理。
缺乏监管、野蛮生长的金融产品,被认为是此轮一线城市房价暴涨的幕后推手。
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态说,将采取有保有压、优化结构、分类调控的政策措施,合理地增加房价上涨过快一线城市的土地供应面积。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则更是在记者会上给出稳定房价的五条具体措施,包括:严格执行限购政策、增加土地供应、增加中小套型和保障房的供应数量、打击违法违规售房现象,以及“主动发声、引导舆论”。
而针对房价过快上涨问题,北京、上海、深圳的主政者们回应也颇为坚决。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表示,上海近期出现的楼市非理性过热情绪不利于房地产健康发展,“必须调控”,“但调控必须通过科学的、符合市场规律的手段”。除了继续支持居民合理住房需求、完善住房保障体系,还将对一些违法违规扰乱房地产市场的行为依法严肃惩处。
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则表示,“将在政策法规上禁止炒卖、倒卖房子”,“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也要出手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
尽管在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看来,现阶段北京房价涨幅仅为11%,“并不是最高的”,但他表示,北京在一定时期内仍会维持限购措施。
上述官员的表态,被认为是一种信号,或意味着楼市调控即将收紧,一线城市房地产即将迎来“百日巨变”。但瞭望智库认为,这些表态政治意味更大于实际意义,从中能明确一点,就是各级政府部门对于稳定一线城市房价抱有信心,且不缺政策储备。
纵观历史经验,舆论聚焦与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往往存在着微妙的互动。
2010年全国两会闭幕第二天,“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总理讲话还言犹在耳,北京一日之内接连诞生三个央企制造的地王,被媒体形容为“扇政府的耳光”。随后,数项调控政策密集出台,层层加码,“新国四条”更是祭出二套房贷款首付款不得低于5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1.1倍的重拳。2010年也因此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房地产调控年。
从这一点上来看,上述官员表态实际上还包含了一层潜台词,那就是一旦一线城市房地产继续非理性上涨,超出底线,或是继续让民众恐慌,致舆论哗然,则市场遭遇调控是必然的。
2、一线城市房价调控还有什么新招?
要分析未来一线城市出台调控的概率有多大,就要理解当前一线城市房价上涨的内因和外因。
从外部因素来说,首先是货币。在中央提出的稳增长、供给侧改革等政治经济语境下,货币政策趋于宽松,降息、降准释放出的更多流动性,其中有一部分资金通过各类金融通道流向了虹吸效应强大的一线城市。
其次是预期,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房地产去库存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头戏之一。一时间各地纷纷出台鼓励购房的消费刺激政策,致使房地产市场迎来空前的政策利好期。一线城市原本是被排除在限购解禁、税收减免等诸多购房优惠政策之外的,但却充分利用了市场预期。
此外还有中介机构参与垫资首付、场外配资,人为炒作哄抬价格等因素,最终扰乱了一线城市市场秩序,导致恐慌性购房氛围形成。最典型的就是上海链家首付贷事件,被舆论普遍认为是推动当地房价暴涨的导火索。
而从导致一线房价上涨的内因来说,则与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某些特征相关,就是人口过度向超大、特大城市集中,导致中国房地产市场逐渐形成两极分化格局,北上广一线城市盖多少房子都显得不够卖,众多二三四线城市却人去楼空,房地产库存积压严重,沦为鬼城。实际上后者才是去库存的主战场,但却被一线城市抢了“出货”的风头。
从内因的角度分析,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似乎是现有调控手段所不能及的。
首先,一线城市的开发边界均已被划定,“增加土地供应”显得捉襟见肘;深圳去年房价遭遇的一轮暴涨,就是因为城市新增建设用地几乎用尽,“今后不可能再盖新房子了”。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也在两会期间表态,将从人口疏解的战略出发,控制房地产开发投资。
其次,伴随地价的逐渐升高,当前一线城市新增商品房市场大都已步入豪宅市场。以北京为例,今年新推出的几幅地块楼面地价均已超过4万元/平方米,建成后房价该定多少?这的确给政府价格调控部门也出了一道难题。
也正因为如此,今年两会上,一些房地产界别的代表委员纷纷提出,能否请政府先降低地价和税费,以帮助开发商降价去库存?
尽管此前中央已经为地方房地产调控定下了“分类调控、因城施策”的指导原则,但在当前货币宽松、稳定经济的政策大背景下,会否逆向操作,单单对一线城市收紧房贷、提高首付比例和利率?
瞭望智库认为,如果一线楼市非理性情绪继续恶化,也并不排除这种可能,但可能性不大。因为目前的种种迹象表明,一线楼市的恐慌情绪已经有所缓解,部分参与炒作的市场机构行动已有所收敛。
另外,传统调控手段的实际效果难以达到预期,要稳定一线城市房价,仍需要研究新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