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还未从经济下行压力中走出，一场“通胀预期”就悄然来袭。从22个省市的猪肉均价这个数据来看，自今年春节后猪肉价格就出现了一轮快速上涨，截至目前已经从19.8元的低位上升至26.3元，期间价格涨幅在30%以上。

　　值得关注的是，对猪肉价格产生影响的最通常因素是季节性规律：猪肉消费量在春节期间会明显增加，猪肉价格也就被推至较高水平，但节后猪肉价格开始下跌，通常这种季节性下跌会持续到5-6月份。然而，今年自节后猪肉价格的持续攀升，不但比较罕见，而且还是逆季节性的。回顾一下过去的几年，猪肉价格在上半年大体是下跌的，而唯一例外的只有2011年。

　　非货币因素

　　2011年的通胀让投资者印象深刻，当时整体经济增长停滞不前，但由于CPI不断上涨，货币政策只能被动收紧，而且收紧的速度也是比较惊人。

　　在2011年上半年，基本每个月都会上调一次存款准备金，每两个月都会加一次息，而短期流动性只能用到期的央票来维系。快速的货币政策收紧也促成了当时利率的快速攀升，1个月的shibor利率(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从年初的2.86%上升至6.45%，而融资成本的增加最终成为2012年的经济增长再下一个台阶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在CPI的构成里不难看出，虽然猪肉占比不到10%，但猪肉的波动还是最大的，也就是说，在除猪肉外的一揽子商品价格的波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猪肉是CPI波动的最大扰动因素。在经历过2011年物价快速上升之后，今年猪肉价格的逆周期上涨再次成为关注焦点。不过，当前猪肉价格上涨显然不会轻易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货币政策将继续保持稳健。

　　供给缩减

　　那么，猪肉为什么会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逆势上升？商品的价格是由需求和供给决定的，但对于猪肉来说，哪会存在那么大的需求弹性(谁也不会因为经济繁荣而多吃两顿肉)。因此，猪肉波动的最大来源就是供给。供给减少，猪肉价格上升了；供给增加，猪肉价格就下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轮猪肉上升没有在货币超发的情况下促成，为什么通胀可以在经济低迷的环境下长时间存在，以及为什么货币调控对通胀的治理效果并不理想(货币是调控需求的)。

　　生猪养殖业还有一个特点，它的产能就是它的供给(母猪能生小猪，也能宰了被吃)，这是和一般工业生产最大的不同，这个特点也能给猪肉的价格走势形成加速。当猪肉价格上升时，养殖户会把一部分仔猪培养成种猪，这会使猪肉供给更加不足，猪肉供给不足就会进一步推升猪肉价格。而当猪肉价格下降时，猪肉会经历一个去“产能期”，养殖户为了避免亏损会放弃养猪，大量种猪被宰杀，市场上多增加的种猪肉供给，使得猪肉加速下降。

　　过去的几年在猪肉供给端，我们看到生猪存栏量的同比比值自2011年末就开始出现趋势性下跌，从5.3%的高位跌至目前的-10.3%，不但比催化2011年猪肉价格上升的存量增速底部(-4.3%)低，而且出现了连续33个月负增长的情况。对于能繁母猪(指产过一胎仔猪、能够继续正常繁殖的母猪)来说，监测数据也显示，2012年末能繁母猪存量还有5078万头，之后一路下降到了目前的3900万头左右，这比2012年末下降了约四分之一的存量。

　　从供给面来看，不但现在的供给态势还不及催生2011年通胀的那个时期，而且产能也是净下降的，这会带来的后果是：即使后期猪肉价格上涨，猪农对养猪的信心开始恢复，但由于培育种猪是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供给也不会在短时间内得到修复。

　　从猪粮比价(指同一市场同一时间生猪收购价格与粮食收购价格之间的比例关系)来看，自2011年末猪粮比价快速跌破6.5，甚至在2013年附近跌破了6，这说明这几年生猪养殖行业一直是亏损或微利的，直到最近猪肉价格的上扬，才使猪粮比价上涨至7附近的位置，才出现了养殖户信心开始恢复的环境。如果猪肉价格再次掉头向下，供给压力就会再次袭来，这在某种意义上为中期猪肉价格提供了一个向下的刚性。即使信心从目前开始恢复，猪肉价格停止上涨也是五个季度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说，在中期内我们要做好防范通胀风险。

　　产业制度缺失

　　除了供给两段的因素，猪肉价格涨跌过快、幅度过大背后有其根源性问题：为什么猪肉价格不能像工业品一样跟随经济需求的波动而波动，而只能跟随自己的供给周期而波动？这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路径有关。

　　我们去年做的一个有关产业轮动的研究发现，由于20世纪工业大跃进且经济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的形态，不仅第一产业没有完全发展起来，而且出于对减少工业成本的考量，第二产业(工业)对第一产业(农业)存在相当幅度的挤占，这使得第一产业增速自建国以来从未超越过GDP增速。

　　当然，从第一产业占比来看，上世纪80年代是第一产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主要也得益于农村包产到户改革带来的政策福利，然而这种福利仅仅维系了十年，就被上世纪90年代初新一轮的市场化改革改变。而后期的农产品(16.45, 0.25,1.54%)供给问题，开始一直是被工业化带来的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所缓冲，但一旦生产率停步不前，农产品缺口问题就从价格这个口子爆发出来。

　　除此之外，另外一个限制第一产业发展的制度问题是农村土地问题。由于农村土地一直没有实现产权界定，土地流转近几年才试点推动，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农业生产规模化推进，并且没有很好地借助投资来发展现代化农业。没有土地产权，也就没有条件把土地抵押出去实现资金杠杆的扩张，这也是造成农业生产波动很大的重要原因。

　　当然，在这一轮的深化改革中，农业改成成为重要一项，并且已经触及了最根本的一步，就是要解决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打破土地制度的二元化。我们要先实现土地流转，再引入农业资本，形成产业化。在这一过程中，不但需要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来承接失地农民，还需要金融业发展来为农业耕作提供资金，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而在见效之前，我们可能还必须承受一轮通胀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