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首届“世界信用评级论坛”的举办，关于全球信用评级模式重塑的问题再引热议。

　　近日，首届“世界信用评级论坛”在北京举办。政府监管部门、知名经济学家和信用学者、跨国机构，包括法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巴基斯坦四位前总理、数十位各国部长、近百个各国大使、跨国企业总裁等出席论坛，这是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举办的评级论坛，或将成为人类全面认识西方信用评级思想的新起点。

　　与此同时，国际知名评级机构——大公国际信用评级集团发布《西方信用评级思想研究》，通过研究以穆迪、标普、惠誉为代表的西方评级机构近10年间公开的评级指标、方法和观点，分析了包括制度、经济和财务状况、违约率、国家上限、信用级别确定和信用级别验证等在内的西方评级方法，首次全面系统地揭示了西方信用评级的思想体系。

　　世界信用评级集团、大公集团董事长关建中在此期间表示，西方评级思想存在一定误区，从其整体评级方法来看，无法通过分析偿债来源与债务负担的数量关系，揭示债务人偿债风险；此外，按西方政治经济理念排序的主权评级方法，也导致其评级思想严重意识形态化，违背了信用评级的本质。

　　关建中作为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的提倡者，在构建新型国家评级标准上付出了巨大努力。在后信用危机时代，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评级制度才能再次避免全球性的信用危机？各国政府应如何参与？双评级制度的推行，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将起到什么样的促进作用？带着这些问题，《中国产经新闻》记者专访了世界信用评级集团、大公集团董事长关建中。

　　《中国产经新闻》：您认为在后信用危机时代，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评级制度才能够避免全球性的信用危机？

　　关建中：双评级体系模式是解决世界性评级问题的最佳选择。后危机时代，人类社会为纠正现存国际评级体系的问题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所提出的诸如加强评级监管、承担评级法律责任、改变评级收费模式、鼓励评级竞争、推动评级结果互认、建立区域评级机构等设想和举措都是人类为改革国际评级体系进行的探索。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努力均无法撼动一个与人类信用经济活动高度制度化融合的现存国际评级体系的根基，更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阻止错误评级的继续。必须以信用关系全球化对评级体系的本质要求为依据，建立一个代表人类社会共同利益并能够为资本全球流动提供一致性、可比较、可流动评级信息服务的新型国际评级体系，为信用关系全球化提供一个新的评级选择，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际评级现状。也就是说，在现存主权特征国际评级体系运行的同时，在建立一个非主权特征的新型国际评级体系，实现两个评级体系并存、开放、包容、互补、制衡的世界评级新格局。这是人类改变国际评级制度时间的最佳选择。

　　《中国产经新闻》：世界信用评级集团倡导推行双评级制度，多个国家参与之后，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将起到什么样的促进作用？

　　关建中：“一带一路”给我们提供很好的机会来进行调整。根据所参与的国家金融体系的需要，各地的特点来进行调整，我认为双评级也会对“一带一路”战略起到积极作用。因为“一带一路”包括很多国家，巴基斯坦、阿富汗、哈萨克斯坦等，必须要有很好评级的工具，双评机制能够使“一带一路”战略当中的优质项目能够更容易的得到融资，这样也有助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实现地区和平和发展。

　　《中国产经新闻》：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互利共赢一直是经济发展目标之一，在您看来世界信用评级集团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如何促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平衡？首届“世界信用评级论坛”对解决此类问题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关建中：中小企业在一些项目中的参与规模相对较小，不可能会让全球著名评级机构进行评级，世界信用评级集团致力于在这部分的评级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成为这部分基础设施项目的推进器。在其融资过程中，评级机构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这次论坛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是选择论坛的时机很重要，它是在整个世界经济进入全面的下行期，这个下行期验证了后危机时代人们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实践方面是需要反思的，导致危机的因素依然还很活跃，究竟世界经济将向何处去，如何去发展，和评级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人类进入到信用经济发展阶段，适合这个社会发展阶段的评级体系的模式究竟应该如何设计，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迫切的回答，这次论坛我认为最大的历史意义在于引导整个人类社会重新构建一个正确的评级思维方式或者是正确的评级观。使这个评级能够成为人类主动驾驭的一种工具来服务于世界经济。

　　这个论坛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我们提出了四个方面的主题，这些主题都是当前应该解决的思想认识问题。在论坛上主持人也在问我，现在作为评级制度的设计者应该首先做什么？我认为第一件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改变对评级规律的认识，或者真正学习、理解评级的规律是什么。建立一套强大健全的机制是关键，这次论坛在这方面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信用评级机制建设现在处于起步阶段，已经有了一个现有的体系，未来，人们对于信用评级的意识和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多，在这个基础上也要不断的进行工作，不管是对大企业、中小企业、监管机构、金融从业人员来说都一样，改革国际评级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正是因此，虽然任务很艰巨，但是工作必须做足，可能短期内并不能完成目标，但只要有决心来承担这样的重要任务，为国际社会提供新的评级工具和评级方法的目标就不会落空。

　　《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亚投行成立、人民币(6.2092,0.0004, 0.01%)国际化大步向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大背景下，具体到中国国内，针对信用评级机制建设，您认为应该有怎样的监管制度环境？

　　关建中：中国在这方面应该起到示范作用，率先使用或者确立世评集团在中国的双评级的制度地位。对双评级的理解要纠正一个传统的思维，其实现在也有双评级，也有多评级，但是它是在固有的一个体系内的评级，这个体系内除了大公以外采用的评级方法评级思想没有什么不同，都是采用西方学习美国的评级思想，评级是一种思想产品，这个思想决定着评级结果的好与坏、正确与否，在这个体系内还有更多复杂的因素，自身评级的技术风险，评级风险不是通过监管能够解决的。

　　要构建一个新的体系，形成两个体系的双评级，这是跟原有体系内的双评级有本质的区别，这个新的体系代表人类社会共同利益，非主权性质的，又是采用新的一套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国际评级标准去做的，所以它能够在评级技术风险上对另外一个体系进行制衡。一种强大体系的力量才能制衡另外一个体系制造的评级风险这一点极其重要，从这个角度理解双评级的利益。

　　所以中国应该在这方面意识到所承担的责任，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所应该承担的世界经济发展的责任，在评级的秩序建立和新兴评级的制度建设方面中国应该勇敢的率先承担起这个责任，具体表现那就是推动新的评级制度模式在中国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