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阜阳临泉县是一个外出务工人员集中的人口大县。24岁的李武已经打工六七年了，2013年他带着十几个人拉起了个水电施工队承包了常州一家房地产的水电项目，谈到欠薪问题，他说自己并不担心。“现在大家都用微信、QQ，只要我们放出个风说这家老板欠工钱，其他队的人就更不会来接活了，一传十十传百，他这工程除非要烂尾，要不就得给我们结清工钱。”李武说。 

    《经济参考报》记者从安徽、浙江、陕西等多地采访了解到，很多农民工为了讨回欠薪，都费尽心思、穷尽办法。许多农民工“被逼无奈”，开始利用网络新媒体曝光等“巧办法”，农民工讨薪呈现新特点。

    在广东顺德一电子公司打工的王燕说：“几百个人去政府门口闹，不仅会招来公安，而且这么多人在顺德不能回家，成本也高，还不如选几名代表留在这跟老板谈，我们其他人都上网发帖子、发微博，找媒体、大V，只要被他们关注，领导就会重视了。”

    除了借助网络、社交媒体等新兴载体，一些激烈维权案件也出现组织化苗头。年末讨薪案件里的一些非理性维权中常常出现“老乡”身影，煽动还是协助性质较难区分。浙江省劳动保障监察总队副总队长陈伟告诉记者，在基层处理案件过程中，部分非理性维权事件是由一些较有“经验”的“老乡”煽动引发，甚至他们还在其中起到了组织策划的作用，有些还从中牟利，增加了基层处置难度。

    值得注意的是，利用农民工讨薪而索要工程款的情形也开始增多。2014年9月，许某等20余名农民工围堵浙江新捷建设有限公司安吉县丰华天逸城项目部讨薪，湖州市安吉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调查发现，许某为该项目部的一个班组长，在此围堵事件中，将员工12人虚报成20人，还将工程款与欠薪混淆，希望以此拿到政府工资支付保证金。在沟通过程中，许某等人还一度试图冲击县政府，并扬言到省里上访，加大了处理难度。

    相关人士建议，各地需尽快开展排查、强化监督，妥善处理年末出现的欠薪讨薪案件，长远来看，则需从创新政府监管形式、增强农民工权益意识以及发挥工会等第三方组织作用，三方着力，从源头根治欠薪顽疾。

    对政府来说，需强化监管并创新监管方式，将欠薪与企业信用挂钩，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约束机制。北京市针对欠薪“重灾区”建筑行业推出信用挂钩制度，对故意拖欠工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整改，并记入市建委行业信用系统。由于拖欠劳务分包工程款，造成农民工集体讨薪事件，北京城建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2014年8月受到北京市建委的通报处罚，责令其整改3个月，改正期间，公司禁止在北京承接新的工程。

    值得注意的是，恶意欠薪已经入罪，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适用仍需进一步细化，这样才能让法律形成威慑力。虽然时有恶意欠薪的情形发生，但现实中却很少有人因犯恶意欠薪罪被追究责任。浙江嘉兴地区一位劳动监察部门工作人员说，“应该有更加具体的实施意见，让这个打击恶意欠薪最有力的武器发挥作用。”

    对民工来说，需提升自身素质、增强权利意识、签订劳动合同，改变“资强劳弱”的不公平等劳资关系，切实维护自身权益。不少欠薪讨薪案件之所以久拖不决，与一些民工法律意识淡薄、没能留下相关证据不无关系，导致后续维权难、政府处置难。北京致诚公益律师事务所的张志友说，随着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平衡，农民工的议价能力增强，在此情况下，农民工一定要提升权益意识、签订劳务合同、监督企业缴纳保证金，确保在企业欠薪时，可以及时拿到被拖欠的劳务费。浙江省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杨建华建议，政府应该加强对农民工的基本法律知识培训，在务工时知道、敢于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充分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专家还建议，应更加充分发挥工会以及一些农民工自发组织的第三方机构作用，改变劳动者对企业方的弱势地位，通过协商谈判保护劳动者权益，从源头解决企业欠薪问题。记者注意到，一些企业内的工会组织通过集体协商等方式与企业达成一致，既可以在平时维护劳动者的利益，更可以在企业欠薪时统一行动、形成合力，确保劳动者权益不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