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市政策又到了拐点——啊，我们为什么说“又”？当然是因为已经反反复复多次。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两个月来，几乎每周都有城市宣布取消楼市限购政策，到9月底，国内只剩北上广深和三亚仍在坚持，限购时代进入尾声；而在信贷方面，先是各省出台鼓励购房的指导意见，随即央行出台文件，即便已拥有一套房，还清贷款再买也算首套房，贷款利率下限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7倍，首套房认定标准一下子从严格的“认房也认贷”变成宽松的“认贷不认房”。

　　我们对房价将要上涨还是下跌没有兴趣——这个问题还是交给牛刀、任志强好了——我们只是奇怪：中国的房市政策就不能持久一点吗？这并不是一个不能接受变动不居的社会，正好相反，我们能够接受价格的波动，但作为政策，变来变去，不免让人怀疑：对于到底该怎么做有没有想清楚？

　　不揣孤陋，我们先来谈谈应该怎么做。要说道理，住房作为生活必需品，最大的道理就是保证居者有其屋。在中国城市化转型的特殊时期，主要便是让进城人口也能拥有自己的房子——很多人一穷二白来到陌生的大城市，要落脚不可能是件容易的事情，但合理的政策可以让这个过程变得不至于过于痛苦。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控制成本并遏制投资性需求：政府不能从住宅用地中赚钱；有钱人不能靠炒住宅楼赢取暴利；同时要修建大量保障房。

　　制度设计上就要废除土地财政，增加炒房者的税收负担（包括交易税，持有税和继承税），并建立完善的保障房制度（确保用于低收入人群）。这样的政策才可能持久，至少可以维持到中国城市化进程基本结束，而这也是许多国家城市化顺利转型的成功经验。

　　现在再来看我们的楼市政策。拿限购来说，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可以遏制投资性需求，否则房子都被有钱人买了——这些年很多有钱人靠投资房产，资产翻了好几倍，而普通工薪族攒的钱却离首付越来越远，这无疑是不合理的。但问题在于，我们的限购政策对本地户籍人口网开一面，却对外来人口严加限制，成了管制城市人口的工具。再说信贷区别对待，也是合理的。首先要保障大家有房子可住，所以应该对首套房实行信贷优惠，然后要遏制投资性需求，对于二套房、多套房实行高利率甚至不予贷款。但问题在于，政策要有严肃性，正如新华社9月29日报道所说，首套房的标准到底是“认房不认贷”，“认贷不认房”，还是“认房又认贷”，一会儿一个说法，俨然成了“任人装扮的小姑娘”。

　　政策导向的理想结果应该是：价格下跌，需求大增（毕竟有那么多人要进城）。现在虽然成交下跌，但需求巨大的一线城市价格依然坚挺，这又有何意义呢？归根到底，它只是在房市过热的情况下泼下的一瓢冷水——大部分泼到了不该泼的人身上——作为权宜之计，一旦房市变冷，自然就维持不下去了。

　　这一轮政策转变可以看出，主要原因还是地方财政受不了了。2013年地方土地出让金超过3.9万亿元，占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六成——都说“地方政府公司化”，那么这家公司最大的一门生意就是房地产。而根据财政部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土地出让金增幅仅为26.3%，远低于过去五个季度平均40%以上的增幅，尤其6月份增幅回落至7.3%，如此一来，地方政府怎能不着急？这一急，政策拐点就来了。

　　现在可以总结陈词了。什么样的政策能长久？基于公义的政策才能长久，因为道理即便不是恒久不变，维持几十、百把年总是不成问题的。什么样的政策不能长久？基于私利的政策不能长久，好比公司决策，几个月一变都太短了，最好是随时能变，因为市场瞬息万变。政府应该做公共利益的守护者，不能因为土地财政的存在而与民争利，这样制定出来的政策，自然谈不上长久之计。

　　早在今年7月，新华社五评房地产，其中两篇专门谈及土地财政和限购政策，认为“对本轮土地市场遇冷，地方政府决不能再以救市为名‘放水’托起地价，而应从病根入手，克服‘土地财政依赖症’”，与其“强制性用行政干预市场，不如建立一个能够自动调节住房资源占有和收益分配的房地产税收制度更为公平”。也就是说，共识已经有了，剩下的就是决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