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9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微博、微信每天曝光一名失信被执行自然人和一名失信被执行法人，信用惩戒进入“微时代”。此举意在使被执行人的信用评价与其个人名誉、生存空间直接联系，迫使他们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从而缓解执行难。

　　近年来，人民法院不断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处，去年10月，“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全国联网上线，2014年6月开始失信者不能购买列车软卧车票，7月起无法购买飞机票。截至8月26日，民航售票系统共计拦截205274人次购买飞机票，铁路售票系统共计拦截11204人次购买列车软卧车票。

　　但是，也有学者指出，法院下大力气解决失信者的执行难题，并用微博微信公布失信被执行人，本身就颇具中国特色。如何看待最高法院对失信者的曝光？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法院应该扮演何种角色？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谭秋桂认为，在法治建设中，不履行法律文书的裁决是最为严重的失信行为，如果连法律裁决都不履行，还谈什么法治国家。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没有必要由法院来处理失信者的执行问题，社会自身就可以完成。随着社会管理的创新，中国最终也应该由社会来处理这些事情。

　　为了解决执行难问题，学者也一直在提倡建立单独的民事强制执行法，尤其是在国家信用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以前，从法律层面加以约束很有必要。1991年颁布民诉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执行难的问题。“那时候就已经执行难，很特殊的一个社会。”在2012年的民诉法修改中，加入了“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

　　谭秋桂说，这不是纯粹的法律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有复杂的因素，归根结底还是没有完善的信用体系，甚至我们对自己的信用都不重视。另一方面，人又都是理性的，如果有非常严厉的惩罚机制，当事人也会更加注意并想办法解决失信行为。

　　中国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有些主体的风险意识不强，手段不完善，在交易过程中也根本没有考虑信用，导致出现诸多失信行为，无能为力。在谭秋桂看来，“这是社会发展必须要经历的阵痛，比国外更为复杂和困难。”

　　法院曝光有利于对失信者的监督，借助新媒体会进一步加大监督力度。但是，解决信用问题最终还是要依靠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先前的信用体系建设并不理想，谭秋桂指出，信用信息储存在不同的平台下，各自为政，各为其用，并不兼容，比如银行存有征信欠款骗贷者，司法部门有征信不执行判决的“老赖”，工商、税务、海关等也存有公民或企业的信用记录。

　　谭秋桂说，信用体系以前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做，他们的信用数据库也最全面，现在重要的是怎么让已有的数据库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建立新的数据信息。银行和法院等部门之间的对接还很不足。

　　2014年6月，在国家发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的牵头下，由国家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编制完成《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送审稿）》，并上报国务院，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信用体系。谭秋桂认为在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力度也比以前更大，各部门之间的信用体系沟通可能会取得一定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