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发改委近日发布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征求意见稿，针对目前存在的信用问题，表示要依托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建立行业或部门间信用信息的持续交换共享机制，着力消除“信息孤岛”，实现信用信息互通共享。同时将建立公务员诚信档案，客观公正记录公务员的信用、奖惩等信息，逐步将公务员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奖惩记录、年度考核结果、相关违法违纪违约行为等相关信息纳入信用档案，切实将诚信状况作为公务员招录考察、考核、提拔任用、评先的重要依据。(8.5新快报)

　　讲信义、重诚信，也是生产力。伦理经济学认为，败德行为会使商品交易的范围、效率下降，成本大大提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说“上海货，信得过”，其实质是职业诚信在产品价值中的凝结和体现。可见，诚信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软件。

　　按照广州市的规划，公务员头上又多了一道“紧箍咒”，这对诚信社会的发育，应该说多有裨益。政务诚信引领社会诚信。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有赖政府当好“带头大哥”。对公务人员在诚信领域的表现加码，高标要求，是政务诚信建设的深厚根基。

　　形成倒逼机制，社会诚信才能拽开大步前行。我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相互知根知底成为道德保险。在乡村中解决矛盾或权益纠纷，习惯于靠乡规民约、爷们调解。在这种熟人圈子里，每个人都要依赖这些关系才能生存下去。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陌生人社会，需要法治和制度倒逼，才能垒砌诚信大厦。因此，惩戒失信，公职人员也不能“制外开恩”，这对诚信社会建设至关重要。

　　教化养成风气是一个持久的过程，而制度惩戒则可以取得较快效果。法制设计的目标是诚信收益大于失信“收益”，以此引导人们的理性选择。其中制度设计中的技巧运用很重要，如公职人员诚信状况作为提拔任用的条件，将发挥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用有效的制度主导诚信建设，是必选之路。

　　在一个诚信度高的社会中，失去诚信的成本很高；在一个诚信度低的社会中，固守诚信的代价很大。在制度规范的前提下，提高不守信者的成本，让其“一处失信、处处受制”，使失信成本大于守信成本，才能激发人们的自觉守信行为。广州提出建立诚信档案及相关目标，健全守信“红名单”制度和失信“黑名单”制度，利用个人信用评价体系，激励和惩戒并举，无疑会强化诚信社会建设的两翼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