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发改委近日发布《广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征求意见稿提出，将建立公务员诚信档案，客观公正记录公务员的信用、奖惩等信息，逐步将公务员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奖惩记录、年度考核结果、相关违法违纪违约行为等相关信息纳入信用档案，切实将诚信状况作为公务员招录考察、考核、提拔任用、评先的重要依据。（8月5日新快报）

　　诚信状况不良，就不该评先奖励、提拔任用，情节严重者还得降级、革职乃至逐出公务员队伍，这一点原本就不该成为问题，建设社会信用体系，专门就此做出明确不啻是具有突破意义的进步。然而，在个别官员违规违纪都得不到处理，甚至还可能被带病提拔的现实生态面前，如何让信用状况成为影响公务员考评、奖惩及仕途的“硬杠杠”，显然还须要相应的制度呼应，否则极可能只是说说而已。

　　倘若没有信用考察制度，公务员、官员出现什么样的信用不良状况，会对招录、评先、提拔等造成何种程度的影响，不能从制度层面做出具体、可操作的规定，并且向社会公示，就很难做到让公职人员保持对信用规则的应有敬畏，相关部门在实际执行中也缺少可资参照执行的依据，难免出现随意性或者不作为，也不利于在公众舆论监督下付诸实施。

　　公务员招录、官员考察、提拔任用以及评优评先制度同样须要进一步完善，不但要把信用状况纳入进去，而且要增加公众意见的权重，同时更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透明、公开，尽可能不给有诚信瑕疵的公职人员有蒙混过关的可乘之机，并堵住违规暗箱操作、徇私舞弊，给失信者开后门的路径。

　　更重要的是，行政体制、公务员管理制度的改革须进一步加大力度，切实让能进能出、能上能下，严明纪律、刚性追责成为常态，信用制度就能产生实质性的约束力和震慑力。当出现严重违规违纪，甚至构成犯罪，仍然能够留在公务员队伍，职务、待遇、仕途并不受到丝毫影响，此地免职异地复职、高调问责低调复出等现象常见，如何奢谈信用影响仕途、利益？又如何能够发挥政务信用、官场信用对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示范、带动、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