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地域结构失衡。这一问题有其客观性，像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建设定位是国际化大都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向程度非常高，面临很多境外高管人士、港澳台常住人士以及国内外省市流入的富裕阶层的住房需求等。但是，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公共物品资源配置不均匀，这其中也涉及到财政体制问题以及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集中了相对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而这是房价的构成之一。对此，我们不做价值判断，只是作为一个现象在此指出来。

其二是风险控制结构失衡。其实在整个生产链上任何一环出问题，都会导致金融危机式的结果。国外是在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上，但是中国有了三成到四成的高首付条款，加上房贷的债券化程度较低，金融衍生品不发达，使得这方面的风险已经被大大地降低。然而，我们的土地市场类似于零首付，潜在的风险很大。这可能造成极大的风险失控问题。

其三是收入结构和房价结构失衡。这是造成社会总效率下降和公平缺损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收入差距悬殊加上房价上涨趋势明显，使得一些人手中有几套房子，自住一套，其他可能空置，从而浪费资源。这还会产生马太效应，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尽管平均收入和房价增幅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但由于收入差距悬殊，相当一部分居民买不起房，由此大大地拉大了拥有房产和没有住房阶层之间的巨大贫富差距。更为关键的是，我们的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滞后，使得即使是社会最底层的居民也形成了购买商品房解决居住问题的预期。实际上，即使发达国家也不是所有居民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商品房，底层民众的居住需求往往通过廉租性、保障性住房来满足。

其四是租房买房结构失衡。这是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因素共同造成的。一是建立在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上的社会福利不平衡。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很多没有城市户口的进城劳动力，享受不到与原有市民同等的社会福利。由于中国把过多的社会福利捆绑在拥有住房上，即使拥有了城市户口，如果一直租房，一些社会福利享受起来还是面临种种限制。买房而非租房，也就成了进城劳动力跨越社会福利障碍的一种现实途径。这样既造成了社会福利分配不公的问题，也扭曲了住房的价格信号，不利于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源。二是居者有其屋、有恒产者有恒心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与国外居民流动性非常大不同，中国人安土重迁，一旦决定在一个城市扎下根来，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就会被列入首要计划之一，租房度日从来都不会是长久之计。现在所谓的“丈母娘需求”，“婚姻刚需”等等，其实都是上述制度和文化问题的反映。

金融的核心是风险控制。中国房地产与金融的嵌联程度还远没有美国那么深和远，但是无论是个人住房贷款还是商业住宅开发贷款如果陷入死循环，都还是会对中国金融业造成不良影响。因此，要改进银行的风险管理系统，让银行能够更好地共享客户的信用资讯，让银监会能够更好地监控银行的贷款风险，让整个社会能够建立起一个有效控制房地产贷款(特别是土地抵押贷款)风险的制度。

这个方面的改进，不是针对投资性购房的，但却是比“遏制”投资性购房更能抵御次贷危机式金融风暴的制度。因为，最大的风险不在买房者30%~60%的首付，而是在开发商。开发商的风险最大，他们出了问题才是大问题。与此同时，土地财政也是对国家治理体系的扭曲，但是在不动产税制度还未建立健全之际，这个过渡性制度安排还需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来转换，如果房地产崩盘，地方财政的缺口将难以填补。

所以，田国强总结称，房地产市场不能大起大落，要把风险保持在可控范围，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深层次改革腾空间、留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