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6月19日刊发一组信用体系建设的报道，让江苏睢宁县再次陷入舆论质疑风潮。该县4年前推出大众信用评级制度时，已被讥为“在发放良民证”。两次质疑的焦点完全一致：政府征信会导致公权侵犯私权。（7月2日《新京报》）

　　俗话说，人无信不立。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信用经济，这是越来越清晰的共识。《中国征信业发展报告(2003-2013)》显示，截止2012年我国征信机构达到140家左右，总规模达20亿。此外，国务院近日还专门印发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提出推动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建设。凡此种种，无不说明征信建设既迫在眉睫，又是大势所趋。于此而言，4年前的江苏睢宁就在大众信用评级实践上先行先试，且不论其走了多少弯路与歧途，起码初衷良善，勇气可嘉。

　　客观地说，眼下少数媒体所谓“良民证”的诟病，确实是不负责任地炒冷饭。2010年9月4日，睢宁出台全国首个《个人信用管理试行办法》，脑残规定一石千浪。不过，2011年1月，新修订的《办法》出炉，早就取消了相应的4个诚信级别，即“诚信、较诚信、诚信警示和不诚信”；如发生失信行为，只如实记录类别和分数，不再对个人诚信定性。更关键的是，引起或易引起社会争议的20多个条款和评分悉数取消，其中就包含目前网上热炒的所有内容。

　　当然，睢宁的信用实践备受质疑，核心无非是一个问题：地方政府主导的信用建设，会否因为立场与技术因素，而沦为掣肘民众权益的信用游戏？这样的问题显然不是杞人之忧。拿最早的版本来说，譬如对于“获得信用加分可优先低保评选”，常识上说，低保是针对贫困人群的，信用加分跟贫困有何关系？又譬如由于将闹访等行为纳入信用评级，新政一出，便坐实为行政部门懒政思维下“合法伤害权”的显性化。即使是修订后的版本，更多细节，也存在不小的瑕疵：一是睢宁县称，征信办设置了征信通知个人的环节，但实际操作中，对被加减分的个人，“未全部通知”。二是据说2011年出台了修订本，但“怕公开后引起新一轮炒作，所以只在内部运行，没对社会发布。”若是好好的征信系统，非要偷偷摸摸地进行，程序正义上先就打了大折扣。

　　那么，谁来征信、谁能征信？

　　睢宁县的这套“大众信用管理打分评级系统”，自2010年1月1日推行，是当地政府花了80万元开发的征信系统，征集本地14岁以上114万居民的个人信用信息。据说，此后睢宁“已由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重点管理县变成先进县，由金融高风险区域变成全国金融生态示范县”。我们自然无法从结果来倒推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就像当地一名政府人士感叹的，“睢宁的政府版征信，在原点就有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悖逆专业服务市场化的历史大势。2013年3月15日，我国第一部征信行业法规《征信业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譬如根据《条例》，央行及其派出机构依法对征信业进行监督管理。事实上，目前信用评级公司、主业为金融信息化的上市公司、P2P平台、第三方支付公司、民间金融服务商等各路资本都在争相抢滩征信业。在人口流动性加强、大数据来临的今天，地方“圈地”征信建设，恐怕容易吃力不讨好；二是立场与利益难以撇清，容易做出屁股决定脑袋的行为。市场经济下，地方政府本身就是需要接受信用评估的主体。财政部日前发布《关于2014年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信用评级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将重点从经济运行、财政收支、债务等方面评价分析地方的信用状况。事实上，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早在密切关注中国地方政府的信用状况，也曾有机构对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作过评级。这个时候，让客观公正的征信工作落入地方政府囊中，难免令人怀疑这是否是一种角色上的错位。

　　征信虽好，也非万能。在信用发达的国家，也不会事无巨细都甩出扣分的棒子吓唬人。中国信用体系建设任重道远，厘清主体、遵循规律，方能大有可为、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