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简称《纲要》)，部署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构筑诚实守信的经济社会环境。作为我国首部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纲要》围绕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等四大重点领域，计划到2020年，基本建立社会信用标准体系。

　　诚信建设并非新鲜事，早在2010年，江苏睢宁就探索推行大众信用管理打分评级制度。当初因为该制度涉及个人道德及社会行为的方方面面，加上对部分诚信行为作出了加分规定，涉嫌将民众分为三六九等，因此自推出之日就备受争议。在商业日渐发达的今天，人们意识到诚信的重要性，也认同诚信建设，分歧在于对诚信的理解，以及诚信建设的具体操作方式。

　　和睢宁的做法相比，此次《纲要》内容更丰富，具有前瞻性与操作性。总体看来，它强调负面清单模式。以商务诚信领域为例，《纲要》明确要求制裁商业欺诈和恣意违约毁约等失信行为，严厉查处电子商务领域制假售假、传销活动、虚假广告、以次充好等欺诈行为。此外，它还将公民交通安全违法情况纳入诚信档案，针对公务人员，《纲要》提出建立各级公安、司法行政等工作人员信用档案，依法依规将徇私枉法以及不作为等不良记录纳入档案，并作为考核评价和奖惩依据。

　　《纲要》主张惩戒失信行为，由此不难看出规划制定者对诚信建设的理解，即强调诚信的工具价值，肯定它在商品经济和社会治理方面的积极意义。在这种认知框架下，诚信被视作个体或企业的基本要求，而不是高人一等的道德品质，这显然与传统看法有所差别。在固有文化心理和诚信缺失现状的影响下，很多人倾向于将诚信纳入道德范畴，有诚信的人受到赞誉，至于失信行为，则基本默认为常态。如此一来，诸如睢宁这种地方探索，往往使得诚信建设异化为道德竞赛，难免遭遇舆论抵制。《纲要》并非简单用道德眼光看待诚信行为，政府不再做道德荣誉的授予者，而是失信行为的惩戒者。在现代社会，这种定位显然是合适的。

　　上述定位对应诚信建设的路径选择，则表现为曝光、制裁，而不是通过鼓励甚至褒奖诚信行为来引导民众、企业信守承诺。具体措施比如推进强制执行案件信息公开，对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行为展开失信责任追究，以及设立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等。这些制度中，并不是所有都开展实质问责，这与诚信建设的特殊性有关，公开相关信息，其实就是变相的制裁。因为诚信档案建立后，人们在商业交易过程中，可以参考这些信息，判断对方的诚信水准，继而决定继续或者终止交易，这样一来，失信者就为自己的失信行为付出了代价。

　　颇引人瞩目的是，《纲要》对政务诚信、司法公信建设也提出了明确要求。不过，其作用尚待观察。和商务诚信、社会诚信不同的是，公共机构由于有着不可替代性，若只是单纯的曝光，恐怕只会形成道义谴责的效果。《纲要》提出公务员的诚信档案将作为干部考核、任用和奖惩的重要依据，此思路值得肯定，今后若能有更为具体的政策规定，定有利于发挥诚信建设对提升政府公信力的现实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人对诚信重要性的体会越来越深刻。相对西方国家公民在诚信方面的突出表现，当前中国社会总体的诚信水准尚有差距。早在上个世纪初，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在阐述资本主义精神时就提到诚信这一要素。在现代社会，诚信构建的不仅是狭隘的资本主义精神，它还将直接影响商品经济和公共生活的效率与品质。以《纲要》为起点，惟愿中国社会的诚信水准将逐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