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全面推行大众信用管理打分评级制度，2010年江苏睢宁县曾一度被置于风口浪尖，此后睢宁县并未退缩，而是在不断丰富和完善。近日，这套系统的企业信用基础数据库已正式进入应用阶段，在媒体的报道视野中，颇受关注的是民众对此制度的不适感。阔别四年，官方的信誓旦旦仍然不能掩盖外界对此制度的质疑。

　　当初外界的主要质疑，其一在于，这套评级系统针对个人道德及社会行为的方方面面，从银行欠贷到招商引资，从欠缴水费到驾车闯红灯，无不纳入其中。这些行为不少已超越诚信的范畴，政府试图建设诚信社会的努力，其实已异化为对民众的管制，涉嫌侵犯民众权益。其次，民众按分数划分为A B C D四个等级，A级受优待，获评C级和D级在政审、资格审查、执照审核、社会救济等方面受限或不予考虑。这等于给民众强行贴上三六九等标签，此做法在当时即引发不少反感。

　　对诚信下一个定义并不难，用一句通俗易懂的话来说便是，言必行，行必果，放在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语境下理解，诚信意味着契约精神的体现。从这种解释不难看出，哪些是属于诚信范畴的行为，就此而言，政府即使要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边界也较为清晰。睢宁的信用管理体系将许多泛道德或纯粹规则范畴的事项纳入体系，不赡养老人减50分，闯红灯也会影响信用评级。更受到争议的是，条款规定，“围堵冲击党政机关、企业、工地、缠访、闹访”扣50分，“利用网络、短信诬告他人”扣100分……事实上，类似行为涉嫌违法，本应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却将它们置于信用体系中，这无异于对民众的提防与管制，毕竟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之下，个体与政府的纷争都可能受到评价制度的否定，民众的权利显然受到影响。

　　当地政府本着德治冲动推行这套信用体系，其实已经颠覆了现代对诚信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除却一些不属于诚信领域的事项被纳入，体系还存在鼓励性评价的倾向。比如个人受到国家级表彰加100分、见义勇为加10分，这种加分规则意味着，一个得到加分的个体，比没有不诚信记录的民众，其信用级别仍然更高，而在能力和道德竞赛的规则下，个人的低信用度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弥补。试问这样的信用制度还有何意义？其实，正常的信用制度应该是，一个人一旦没有不诚信行为，就应该默认他是个诚信的人，它不是光荣榜而是黑名单，制度主要应致力于惩戒不守信用的行为。在这种制度规则之下，民众主要有两种，即有信用和无信用，而不会如睢宁那样分成三六九等。

　　在国外，个体在信用方面的劣迹会使其付出代价，社会都在提倡并鼓励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

　　日裔学者福山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就得出结论，认为高信用度有利于降低社会成本，它是一国软实力的体现。睢宁可能意识到信用的重要性，建立信用评价体系也符合时代潮流，不过，对于信用的理解，以及政府在这一领域的作为，睢宁的表现却让人遗憾。政府在信用评价制度建设中不能夹带私货，睢宁的探索需要有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