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媒直接面对读者的机会越来越少，自然导致变现能力的缺失，这又会进一步抑制优秀报道产生的数量。这是另一个负反馈，要素不能充分流动，是媒体业“负反馈”的根因。10月30日,《新快报》记者陈永洲以涉嫌损害商 ...
纸媒直接面对读者的机会越来越少，自然导致变现能力的缺失，这又会进一步抑制优秀报道产生的数量。这是另一个负反馈，要素不能充分流动，是媒体业“负反馈”的根因。
10月30日,《新快报》记者陈永洲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被批捕，11月4日，财新传媒总发行人兼总编辑胡舒立发表文章《新闻寻租不可恕》，批评陈永洲事件中暴露的权钱交易和新闻寻租现象，在引起媒体界关于“新闻自律”和“程序正义”的讨论时，人们也不禁反思：传媒业怎么了?
不管是在西方还是东方，媒体都在关键时点推动了社会发展的进程，比如美国的“水门事件”或者中国的收容制度之废除。但是，如今这个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之大变局。
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要付出青春、热血、无数汗水，甚至生命危险，但是，从个人收入来说，得到的回报却面临着巨大天花板。这个行业看起来有着极高的社会声誉，被称为“无冕之王”，被推上了神坛。但另一方面，社会资源却越来越多地在逃离它。很多年轻人，满怀理想而来。但是如今，相比那些更早转行的人，相比那些突破底线在行业里生活得非常滋润的人，理想竟然变成了负资产。
为什么媒体成了一个高风险低收益的行业?这是个危险而有意义的问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在一个要素充分流动的市场，风险与收益总是相对应的。要素不能充分流动，也许是当下媒体行业出现这种怪现状的根因。
三年前我在硅谷考察，跟斯坦福大学的几位教授，还有当地很多创新企业比如Google、Intel的人聊天。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极度重视风险投资的作用。比如以Google为代表的很多案例中，风险投资前期投入，上市之后市场给予极高估值，风投获利后退出，再去投资其他项目。
这背后实际上是一个有趣的社会资源配置模型。市场给予创新以高估值，于是，更多的社会资源愿意配置进来，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硅谷的创新水平。形成一个正反馈的生态系统。所以硅谷能够成为全球创新的风向标。如果用这个模型来观察如今中国的媒体，你会发现，媒体进入了一个与硅谷恰恰相反的负反馈循环：市场给予的估值越来越低，于是，进来的资本赚不到钱，甚至无法退出。更进一步，外面的资本不愿意进来，再进一步，里面的资本想逃出去。
但单靠市场之手未必能让媒体行业繁荣昌盛。以纸媒为例，近年来一个突出的趋势是，优秀报道的商业变现能力越来越弱。中国好声音是一档优秀的电视节目，它能够为制作方带来极其丰厚的商业回报。但是，纸媒的优秀报道，能够带来的商业回报却越来越弱。因为纸媒直接面对读者的机会越来越少，更多的传播是通过互联网渠道。所以，即使能够产生优秀报道，但纸媒本身的变现能力越来越弱。而这种变现能力的缺失，会进一步抑制优秀报道产生的数量。这是另一个负反馈。
矛盾由此凸显——社会是需要严肃新闻报道的，然而严肃新闻报道创造的商业价值却越来越小。于是社会资源不再配置到这个领域，后果是，真正优秀的报道越来越少。上市的传媒公司，没有说继续在内容上做大投入的，纷纷都去收购网游和手游了，因为这才是资本市场喜欢的故事。消费者也更愿意为游戏和娱乐付费，却对新闻一毛不拔。
如何在机制上做突破?胡舒立认为，应当承认公司制的效率要远高于所谓的事业制。能不能转型为公司，而且建立起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关乎传统媒体的转型成败。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国情，她还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不是所有的传统媒体都要从事业单位转型成公司。以报纸为例，可以是双向的：党的机关报就应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机构，其运营机制可以考虑‘收支两条线’，也可以是非盈利机构机制，确保其完成宣传任务。党报不必有商业考量，不必考虑市场影响力和生存问题，可以搞准政府机制。而其它类型的报纸应当进入市场，以现代公司的治理模式进行管理，走市场化道路。”
但我认为仅此依然不够。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如何突破?如何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源配置进来?如何兼顾媒体的“公器”地位与商业需求?
一连串的问号，依然摆在媒体人的眼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