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两年来，不断有很大的声音在呼唤放开“民间信贷”，从高利贷有益论、到温州民间借贷问题的讨论、再到对吴英“非法集资罪”的质疑，其实质都是关于“民间信贷”是否应该放开的问题。和任何问题一样，有人看到了成功后的收益，有人看到了失败后的恶果。这些都是事前必须的认识。

   笔者认为，放开“民间信贷”，固然有其有益的方面，如：民营企业更易获得资金、打破金融业的垄断、促使利率市场化、中小投资者可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等等。

但是，放开“民间信贷”，也有其诸多无解的难题。

    问题一：民间资金需求都是合理的吗？现有主张放开“民间信贷”的人，似乎都认为民间资金需求都是合理的。其实不然。拥有有效订单的企业，对于流动资金的需求，可以说是合理的。但在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的情况下，还在不断地扩大投资，实际上是不合理，向投资者承诺的预期收益也是不真实的。比如，在当前形势下，我想集一大笔资金来囤地投资，这样的资金需求是合理的吗？应当放开“民间信贷”来满足这样的资金需求吗？

    问题二：民间投资真的能够带来高回报吗？现有主张放开“民间信贷”的人，似乎都认为：只有把资金交给企业家，就会给投资者带来增益。从来不说，企业家的成功是或然性的，其成功的概率并不高。

    问题三：“民间信贷”危机是孤立性的吗？如：经济景气时期非理性投资性质的“民间信贷”，经济不景气时期“饮鸩止渴”式的借贷，连环借贷的网络化，等等。一旦出现危机，其后果就必然是整体性的，而不是个别性的。这一问题，主张放开“民间信贷”的学者，并没有关注，也没有给出防范的预案。

    问题四：“民间信贷”是“善意”的吗？很多为吴英案辩护的人，都认为吴英的集资是善意的。庞氏之局，有主管善意、客观恶意的，也有主客观都是恶意的，但其结果都一样。

   笔者主张，即使放开“民间信贷”，也应有较强的限制性。“借贷”目的，应仅限于有订单条件下的流动资金需求；“信贷”，必须有质押物，且仅限于法律认可的质押物；“集资”对象，应仅限于为解决自身就业而进行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