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当前社会诚信缺失问题相当突出，人民群众十分不满。提出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建设，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大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在全社会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

　　承认“诚信缺失”最难得

　　邓海建

　　诚信在不在、道德有没有，这是一个让人纠结的话题。若说消失贻尽，中国历来又不缺“忧道不忧贫”的君子；若说都还健在，何以扶不扶老人都成了“技术难题”？当下热议的“小悦悦事件”，足以窥见民意在“道德与诚信”命题上的敏感与惶惑，正如王小山先生在微博所言：什么事都扯道德，好像谁比谁强多少，责任都还没厘清——第一责任人是监护人，然后司机，然后法律，然后才是别人……当道德的大棒挥舞向18个路人的时候，不过演了一次张牙舞爪的“失德恐慌”。

　　然而，承认诚信缺失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譬如9月27日，中央文明办副主任王世明先生就认为“尽管有老人倒地无人敢扶的现象，但这绝不是中国人的道德观”，道德判断要分主流和支流，从中国经济发展等事实上看，国人的主流道德风貌良好。道德是否滑坡，事实胜于雄辨。王先生的逻辑鼓舞人心，也不是毫无道理，毕竟“仓禀实而知礼节”。但问题是，“仓禀实”是“知礼节”的必然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如果钱多了就能论证出诚信等道德尺度水涨船高，洛克菲勒就不会深有感触地慨叹“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时间”了。3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走得稳健而快速，但以诚信为核心的社会道德建设却跟进得气喘吁吁。

　　这还算是比较客气的说法。事实上，社会领域的诸多现实问题，几乎都与“诚信缺失”有着本质上的渊源关系。一是市场层面的商业欺诈、制假售假，今年1月，《小康》杂志发布的年度消费者食品安全信心报告显示，半数以上公众对食品“没有安全感”，类似地沟油、潲水油等事件的层数不穷，固然与源头监管与检测无方有关，但诚信的稀缺、规则的践踏却是诸多乱象中的一根红线；二是学术层面的不端不正、虚报冒领，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认为“侵占他人成果”现象相当或比较普遍的比例高达51.2%，过半数（55.5%）表示确切知道自己周围的研究者有过至少一种学术不端行为；三是公权层面的失公失信，拆迁事件中张狂的权力、资源分配中与民争利的行为、官员私德领域无底线的表演……有人说，上层道德的坍塌，必然为中下阶层树立反面的表率，更会对法治建设和社会秩序造成破坏。凡此种种，既是造成“人民群众十分不满”的直接原因，也是社会诚信缺失的凿凿铁证。

　　知耻近乎勇。承认“诚信缺失”需要的不只是直面现实的勇气，还须有刮骨疗伤的硬气。客观地说，经济转型带来的道德转型总会经历阵痛，公众冀望的是整个社会风气由上至下的渐次好转。市场经济无可原罪，逐利思维也非洪水猛兽，关键是如何在奔跑向利益诉求的路上，整合起优质而稀缺的诚信资本，并妥善经营、放大存量，以此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锁定在秩序与原则的坐标之上，并有力消弭人口大量流动带来的陌生感与不负责任感。

　　知道丢了诚信，总比穿着“皇帝新衣”以为既遮羞又美观来得强。某种意义上说，承认“诚信缺失”，是最难得的诚信，也是社会迈向诚信与法治的第一个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