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来讨论温州高利贷危机和其它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些事情产生的根源，我们谈到企业行为的时候，不得不随时联想到它的宏观经济背景，而近来的一切现象似乎都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的金融和财政政策密不可分。

    在这两年中，原教旨的凯恩斯主义和它的批判者货币学派均找到了充分发挥的市场。2009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的观点在金融危机后受到的追捧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1997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建议处于通货紧缩周期中的日本无限量增加货币供给，他说，“流通的现金如果更多就会直接的刺激支出，额外流通中的现金仅仅是“在人们的口袋上烧个洞”。换句话说，这些额外的货币会让银行更有放贷的意愿，有更多手持现金的个人会绕过银行寻找其它的投资渠道。”

    克氏的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应验，不过，那并不是一个好的收场。在温州，那些有更多手持现金的人变成了贪婪的高利贷放款人，而那些无法偿外欠款的人则夺路而逃。从2004年到金融危机前，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年增长一直维持在15%至18%之间，而在2008的金融危机后，中国的货币决策者显然是作出了过激的反应，2009年的M2增速一度增加到近30%，银行信贷的猛增甚至一度使得企业家们手足无措，因为产能充裕的实体经济领域并不需要如此多的钱来周转和扩大投资，这些多出来的钱源源不断地流入了投机领域，在这期间，我们看到了由于资金的涌入，从房价、黄金到金属和农产品均出现暴涨，社会上流动的资金犹如洪水席卷村庄，正常的经济秩序已经被改变，值得我们清楚认识的是，价格的上涨不仅是需求的增加，更重要的是信用的无限的膨胀。

    在国家财政的隐含担保下，银行首先会优先将钱毫不吝惜地贷给那些重点建设市政和铁路工程，恰恰，这些工程是难以产生短期效益的，大量的资本投入到没有效率的地方与资金流向资源品和投机市场所产生的结局是一致的，那就是不断推高价格水平。但信任的膨胀仍不止如此，在意识到了货币供应异常增长带来的问题后，央行决意收紧银根，其采用的主要手段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但是在商业银行那里，各种非常规的信用手段开始大行其道，因为银行必须确保利润增长，他们肆无忌惮地给贸易商开出大量的进口信用证，而只收取相当于标的物价值20%的保证金，一旦标的物价格出现暴跌，银行的贷款将打了水漂。

    温州的高利贷危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产生的，近期资源品价格的暴跌和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是温州商人出现的普遍的流动性危机的真正原因，他们手中持有太多的投机品，并且泡沫严重，最终的流动性危机是从这些投机品中产生，几年来，信用膨胀的恶果已经产生，而且只是刚刚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