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下午的“焦点论坛”以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与社会管理创新为题，来自政府、学界和人民团体的6位嘉宾“跨界”进行主题发言和圆桌讨论。针对“郭美美”风波、中非希望工程争议导致的公益组织诚信危机，有专家指出，社会组织不能被“工具化”。

　　人民团体该如何转型，其与社会组织的边界在哪里？社会管理又该如何创新？……这些是我国社会政策发展至今的必答题，同时关系着我国“十二五”期间社会政策改革的方向与路径。8月26日至28日，由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广东省妇女联合会、广东省民政厅等单位联合主办，第七届社会政策国际论坛暨系列讲座在中山大学举行。本届的主题是“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创新”。

　　改变管理观念是关键

　　论坛一开始，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就将矛头直指我国社会管理工作开展的“困境”：社会建设相对滞后。李惠武以广东省为例：“广东人均GDP已近7000美元，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然而我们的社会教育、事业、医疗保险，以及相关的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与所谓的中等发达国家却相距甚远。”他说，我国社会转型将带来社会结构分层的问题，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公共商品短缺的时代”，而“从管理观念上进行改变”才能“根治”问题。

　　那么，社会管理如何从“观念上”进行改变呢？中山大学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中心教授、主任罗观翠开出“药方”：政府要从管理者转型成服务者，“但这恰恰也是最难做的部分”。

　　社会组织不能被“工具化”

　　唐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也是今天论坛上发言最犀利的嘉宾。“我们有些高层领导到现在还搞不清楚社工和义工的区别。”一上台，唐钧就向目前社会工作概念混淆不清的现状“开炮”。他认为，我国社会管理的“症状”是分工不明，职责不清，“我们过去总以群众工作概括整个社会服务工作，而真正的社会服务是要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来提供的”，他表示，在实际工作中，不能过分强调政府层面，要多从第三方的角度和专业立场出发。“物质层面的问题政府能解决，那么心理层面呢？所谓的幸福感不是政府的法规和措施能达到的，这就需要社会工作来解决……在目前的中国，认识到要以社会工作为主，行政工作为辅是很重要的。”他说。

　　而针对近段时间以来的“郭美美”风波、中非希望工程争议等等一系列事件，唐钧表示，这是因为我们在慈善、公益事业上缺乏经验，方法不当造成：“政府看待社会组织更多地还是从工具性的角度出发，甚至一有什么自然灾害，就把一些公益性的慈善组织当做筹钱的‘后备金’，说到底，这还是观念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