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统的三大评级巨头穆迪、标普和惠誉在两年前的金融海啸发生后就一直饱受指责，欧盟声称要限制其在欧元区市场的作用并打算自立门户，而中国更是已经开始行动了。所有的政府和批评人士其实都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的金融游戏需要一个裁判，而裁判手上最值钱的东西就是一种权力：给资产定价。有人这样评价，“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

　　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1975年将穆迪、标普和惠誉认可为“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NRSRO)之后，“三巨头”就牢牢占据了市场。不过，“三巨头”的宝座是不可动摇的吗?中国的评级公司大公国际似乎要挑战这种垄断地位，它实际上比标普更早调降了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

　　作为国内唯一一家未被外资染指的全国性评级机构，大公国际在2010年发布首批50个典型国家的信用等级。不过，这首批国家信用等级报告选用在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上发布，这难免让人产生一些联想;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报告中，大公国际与国际主要信用评级机构之评级结果多处大相径庭，例如中、俄、印等发展中国家的信用评级均超过了美、英、德等发达国家。当然，这不是说发展中国家一定不如发达国家，但矫枉过正同样不正常，简单问一句：俄罗斯的风险很低吗?

　　在国内，8月8日，铁道部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200亿元90天期超短期融资券，大公国际对此给出的AAA评级更是被斥为一场闹剧。谁不知道，铁道部基本上可以用负债累累来形容?获得AAA评级的还有青岛城投集团，而后者的17亿元城投债申请自今年4月后就被压在发改委尚未批复。当然，市场根本没有将这种评级当回事。铁道部此次发行的超短融资券最终中标利率落在投标区间的最高上限5.55%，利率明显高于3个月期限的普通AAA评级券。这实际上意味着，市场并不认同铁道部短债的评级能达到AAA级，因而自发抬升了其融资成本。有市场交易员说，这是“市场给的一记响亮的耳光”。

　　“三巨头”处于低谷的时候，中国评级机构是否就能取而代之呢?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曾这样评价：“似乎这家公司(大公国际)并不认为，市场对一家评级公司的看法，关键在于接受并信赖你的全套评级准则，而不是你的什么值得大吹特吹的官方背景。”

　　实际上，中国整个的评级行业都不具有可信度，因为评级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干扰，影响了评级的公信力。

　　首先是来自被评级企业的干扰。在中国，评级公司要靠被评级企业“赏饭”吃，如果企业要求在评级中“增信”，评级公司一般很难拒绝。国内某评级公司资产评估分析师刘雯坦言，“除非费用问题谈妥，否则无法开展评级工作。”大公国际对09渝地产债给出的AA评级，被曝出原因在于“不是它的客户了”。而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一份报告显示，以铁道部200亿元发行规模，信用等级提高一级，3个月可以节省1500万元的发行成本。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信用等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

　　其次是来自政府的干预，地方政府对评级有不小的干预能力。业内称，评级机构出于维系市场份额、维护与地方政府部门关系等方面的考虑，会放大信用评级中政府担保的作用，出具令市场错愕的评级结果。一位市场人士说，“地方政府为了能够顺利从银行贷到资金，只能要求一些中小评级机构出示一个高级别的评级报告。拿到钱的地方政府转而投资，至于能不能还、什么时候还，地方政府根本不管。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指望评级机构做什么?”

　　第三就是体制问题的影响。中国市场整体缺乏信用，而发改委对企业发债信用评级又有硬要求，如城投债自2009年连续两年进入井喷期后，由于担心其发行数量不断增加，但整体信用状况却在不断下降，会给市场带来不稳定风险，发改委曾与2009年下半年窗口指导，要求企业发债主体信用评级不低于AA-、债项评级不低于AA 。一位评级公司人士说，“体制倒逼的情况下，我们也很无奈，是不得不调。”

 　最后也有评级公司自己在认识上的误区，表现为对市场接受度考虑不足，在评级方法和流程上不太科学，使得整个评级过程甚至不能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有标准的工作，因此评级结果缺乏可信度。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国际评级“三巨头”当然存在很多问题，但国内评级机构的漏洞在于公正、客观、独立，而这些因素恰恰是评级机构吃饭的本钱。环顾全球、展望未来，恐怕还是美国三大评级巨头垄断市场的结果。而中国的评级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将是“造信用”的工具，是国内金融市场不可或缺的几个“花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