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二连三下调欧洲国家债信评级后，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再次抛出一枚重磅炸弹。

    7月13日，穆迪投资服务公司将美国Aaa评级置于可能调降的观察名单，近乎调降美国的评级。在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中，穆迪第一家祭出该“杀手锏”，意味着如果美国国会未能及时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一致，未来几周内美国就有可能丧失Aaa的最高评级。标准普尔曾在4月18日将美国评级展望置于负面，意味着可能在未来12-18个月内调降美国的评级。评级机构亦未停止对欧洲国家的“敲打”。

    13日，惠誉将希腊长期和短期外币和本币的发行人违约评级分别下调至CCC和C。在此之前，穆迪和标普已经先后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别。穆迪还已经将葡萄牙和爱尔兰的政府债券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此举招致包括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内的欧洲官员对评级机构的举动进行反击。
   
    “信用评级机构可能更多的是从市场的角度，预先警示风险，这也是正常的市场行为，而政府更多是从稳定的角度，不希望评级机构放大风险。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冲突，而现在的局面有点像恶性循环，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安国俊表示。

评级机构极端化

    早在去年的希腊债务危机中，欧盟与评级机构之间就已经出现龃龉。在希腊爆发危机之前，三大评级机构频频发难，令希腊最终不得不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援。

    因此之故，欧盟官员对于评级机构在危机中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已经颇有微词。

    此番评级机构再度遭到欧盟反击，导火索主要是7月5日穆迪将葡萄牙长期债券评级由Baa1连降四级至垃圾级Ba2，并维持评级展望为负面。穆迪称下调理由主要包括：该国需接受欧盟和IMF第二轮救助的风险上升，且私营部门债权人被迫参与救助的可能性增加；该国削减开支、增加税收以及经济增长面临严峻挑战，恐怕无法完全兑现赤字削减承诺。

    穆迪的举动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当日所有欧元区二线国家的债券CDS（信用违约互换）全线上升，导致葡萄牙被迫为三个月国库券发行付出更高的融资成本。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因此表示，在葡萄牙接受救援不久后就大幅调降该国的评级，刺激了市场投机行为。

    7月12日，穆迪又将爱尔兰政府债券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Ba1，称该国在重返国际资本市场之前，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援助，而欧洲决策者可能让私营部门分担未来救助成本。穆迪并维持对爱尔兰评级的负面展望，这意味着未来12-18个月还有可能进一步调降评级。

    “这是不可思议的。”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皮娅·汉森13日对穆迪的举动表示。她认为，欧盟委员会和IMF正准备对爱尔兰进行援助计划的季度评估，穆迪却在此时下调其国债信用级别，这一做法值得商榷。

    “评级机构在金融危机中因为未能及时揭露次贷风险而受到指责，现在又好像走到另一个极端。其实如果评级机构下调评级能够对政府起到风险提示的作用，而政府应对的措施得当又能获得评级机构的正面反馈，就会形成良性循环。但现在这种情况有点像恶性循环。”安国俊表示。

中国争夺评级话语

    亦有分析人士称，尽管欧盟内部政治利益盘根错节，且不能排除评级机构的举动背后有自身的利益诉求，但评级机构下调债务国家评级的举动至少能够推动欧盟、欧洲央行、IMF等各方利益集团弥合彼此之间的分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欧洲主权债务问题的解决。

    主权信用评级问题，归根到底是话语权之争。

    在饱受评级机构的“敲打”之后，欧盟委员会已多次表示要建立自己的评级机构，以增加该领域的竞争并提高评级的公正性。

    与欧盟还停留在口头上的决心相比，中国则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去年7月11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发布《2010年国家信用风险报告》和首批50个典型国家的信用评级，称“这是第一个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第一次向全球发布的国家信用风险信息”。

    大公国际对美国国家信用等级初次评定为AA，去年11月9日将其信用等级下调至A+。在穆迪将美国Aaa评级置于可能调降的观察名单后，大公国际7月14日宣布，将美国主权债务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称影响美国联邦政府偿债能力的诸多因素将持续恶化，如果在观察期内仍未出现实质性改善其偿债能力和意愿的重大事件，将适当下调美国信用等级。

    “中国确实应该建立自己的权威信用评级机构，包括最近很受关注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如果能有我们自己的权威评级机构，而不仅仅是仰赖国外的三大评级机构，会提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话语权，也可以避免金融市场受到不必要的打压。”安国俊称。

    穆迪7月5日发布一份名为《逐步加剧的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挑战中资银行》的报告，称中国国家审计署低估了银行对地方政府的贷款3.5万亿元，引发银行股一波抛售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