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该项签字承诺手续已在全国多个省市推广，上海在去年高考时也已引入这一手续。

　　不过在推行签字承诺书时，一些省份的教育界人士也对这一方法是否能真正有效提升高考学生个人诚信表示担心。媒体采访几位高考学生时，甚至被坦然告知“根本没看内容就签了。”

　　确实，相比一纸承诺，考试部门近年来添置的各类防作弊设备、增设的防造假核对体系显然对保证诚信高考更有帮助。不过这种阻吓型的手段往往只能在非常有限的时间段内发挥效用，却无助于从根本上遏制高校学术造假风，也不可能凭此向社会输送诚信人格的受教育者。

　　学生对自身承诺言行一致其实是一种高标准的道德，即不依靠他律而完全凭自律践行诚信原则。培养有自律能力的受教育者本来就是中国教育的终极目标之一，之所以引发争议，显然并不在于要不要签字承诺，而在于这种教育是该放到高考这一刻，还是应更早前推到它应该开始的时间。

　　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契约精神上的社会，而信守契约的教育在欧美国家早早就在中小学阶段就开始了。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中，教师经常会在开学第一堂课时就与孩子签订一份协议，要求孩子所有作业必须完全由学生自己独立完成，欺骗或剽窃将导致课程失败。如此一来，学习知识的过程本身就成为学习诚信守诺的过程，不过老师就必须额外多考察学生作业有否互相抄袭，还得在题目设计时故意设计几道超标准难题，看看孩子是否能信守承诺不找家长帮忙做题。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复杂环境下，社会环境中不利于诚信品行培养的因素比比皆是，这就需要家长、学校更早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开展诚信教育，而不是一味追求应试教育的纸面成绩，忽视孩子心灵的“负资产”堆积。

　　同时，家长、教师本身的日常身教也十分重要。

　　在德国不少城镇的十字路口，往往树着一块“为了孩子请不要闯红灯”的牌子。德国家长、社区居民们往往通过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这样的身教来从小培养孩子诚实守信的品行。

　　在中国社会环境本身诚信度不高的情况下，很可能出现类似大家都闯红灯的“失信”场面，这时，家长自身能否做到不从众、谨守公德诚信底线，就会成为孩子是否能获得良好身教的关键，而教育学家早已指出，身教的作用远远大于言教。

　　此外，通过讨论的形式而不是通过单方面灌输的形式来进行诚信教育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互联网时代的孩子不仅会受到学校和家庭的影响，更需要面对全社会不同价值观的冲击，此时，任何单一的答案都无法回答孩子们内心的疑惑，必须给孩子足够多的讨论时间和机会，才可能让孩子们更信服诚信的必要性，并将其内化为一生的信念。

　　中国有着数千年诚信教育的传统，美国波士顿大学教育学院设计的基础教材使用的都是中国古老的诚信故事。在中国向现代化社会过渡的关键转型期，我们理应更早强化中小学阶段的诚信教育，而不要等到高考时，还让孩子觉得签承诺书是件新鲜事、无聊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