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要求在3月底前出台，被称为“限价令”的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许多大城市至今未公布，而已公布城市均未将目标定为“下降”，一律“小幅看涨”。之前的2月16日到2月28日，全国各大城市限购令陆续出台，迄今已满一月，房价变化却并不明显。记者采访的几位经济学家认为，限购短期也许有一定效果，长远看却调高了人们的“预期”。晶报记者调查发现，在人们“高预期”背后，是“土地稀缺”、“房产暴利”、“人口大量涌入大都市”等几个关键词。地价楼价日高、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互指对方拿了房价里的“大头”；工作、教育、医疗乃至所有“优质”资源聚集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发改委专家称，这种聚集并非单纯的市场原因所导致……专家们说，如果这种发展模式和体制不改变，房地产开发不从源头的土地供应和资金供应上下工夫，那么所有努力最终也许都将是“短期行为”。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对话时也曾表示，处理房价问题要分清政府应该管的事和市场应该管的事，充分利用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合理作用……

　　限购令满月了，在北京某IT企业工作的张蕾持续郁闷中。她在北京的时间累计已经超过5年了，不过她还是买不了房，因为中间她曾经回家乡工作过一年半……张蕾的几个朋友也“被关在了北京城门外”，他们中有自由职业者，也有单位总部在外地的，社保缴交地都不在北京。张蕾说自己和几个朋友作为“新北京人”，一直对国家调控寄予很大希望，“从2005就开始等降价， 房价却越来越高，盼调控更严厉，最后发现自己成了被调控对象。”下一步“等熬到能在北京买房的时候，砸锅卖铁借高利贷也得买，我不再期望能等来什么好消息。”

　　刘晓墨毕业3年，住在西城区的一间地下室里，在北京最近清理地下室的行动中，他被“限期搬离”，他认为自己“可能一辈子都买不起北京的房”，可是他目前不想离开北京。

　　在北京、上海乃至深圳，“被关在了门外”无资格买房的人、有资格买房却买不起房的人、已经买房还款压力巨大的人很多，然而他们却都坚持要待在都市里，原因千差万别……

　　难以逃离的都市

　　TT，国内某知名时尚杂志资深编辑，当年离开家乡头一晚，她对妈妈说“去北京看一下有什么机会，如果不如意，就再回来。”妈妈却坚决地说“出去了，就不要再想回来。”TT离开家乡已经8年，这句话还在耳边萦绕。

　　TT目前住东四环外一小区，小区房子均价已经超过二万七，这个价格是她目前无法承受的。TT想过回到家乡生活，但发现自己已经回不去了，在北京，她有很多机会接触“国际化的东西”、“新事物”，回到家乡，却发现周围的人每天谈论的，是家长里短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好像我们的价值观已经完全不同了”。

　　刘伊伟，国际知名IT企业上海分部工作人员。他前几天陪刚结婚的一对夫妻去看房子，他们的工作关系刚转到上海，买不了房，一路上感叹了无数次“不知道一年后房价又会是什么样子。”刘伊伟感觉“限购令同时打击了一批真正买房来住的人，职业炒房的人前几年已经买够了。”但刘伊伟从来没想过要去一个二线城市。他坚持待在上海，理由很多：第一是工作，“小城市没有这么多的高端工作机会”；第二是教育，“如果我有了孩子，在北京上北大清华、在上海上复旦交大，只需要考到全市前几百名，如果在家乡就必须是状元才有可能。”第三是医疗，刘伊伟的父亲去年千里迢迢到上海治病，因为“这里有最好的医生”。同学孩子有病，也托刘伊伟在上海打听医院。

　　白孝天，深圳白领，因为买不起房，曾经在两年前试过回家乡发展，但最终还是回到了深圳。“家乡是个县城，走进超市，发现超市里卖的东西‘很奇怪’，有很多与深圳超市里的东西完全不同品牌和种类的东西，买回去后，吃起来用起来都很不适应。业余生活很少，晚上过了8点街上就没什么人了，周末爬山也约不到人。”半年之后，“坚持不下去”的白孝天回到了深圳。

　　曾经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流浪的歌手阿东告诉晶报记者，即使是睡桥洞他也要睡在都市里的桥洞。“好歹有一点希望啊，说不定哪天就被人发现了。旭日阳刚、西单女孩，他们如果不是在北京，不可能那么火。”

　　唐宏梅，北京某网站工作人员，她目前买不起房。她待在北京的原因近乎一个悖论。她说自己身边有很多“文艺青年”，大家经常可以聚在一起聊一些“与现实无关的事情”，她很喜欢这样的氛围，而且在这样的聚会里她常常会忘记房子之类的现实问题。家乡没有这样的人群，工资很低，房子也已经比较贵了……

　　房价与空置率无关？限购会调高预期？

　　国家出台限购令的目标就是打压房价，有人讲过这样的逻辑：当拥有买房资格的人减少，供需发生变化。当房地产商或者炒房者手里的房子需要出售却找不到买房人，房子就会“空置”，价格就会下降。

　　之前几年里，一些媒体有过类似的报道，比如在夜晚去楼盘数灯，只有20%或者30%的房屋亮灯，说明附近楼盘乃至该市的房屋价格可能下行。然而，这些“空置”楼盘的价格最后却一路上行……

　　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用两条微博对房价与供需和空置率的关系做了论述：“供需决定房价？错。预期而不是当期供需决定价格。房地产的国十条和新八条为何作用有限？只在当期需求上下功夫，预期的未来需求没变。未来需求由城镇化、婚龄人口、通胀预期等因素决定，‘十八条’对这些因素基本没影响，却改变了市场对供给的预期。政策多变，地产商谨慎观望，开发速度放慢，未来供给下降。影响供给预期的还有18亿亩红线、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等等。理解了预期，晚上就不必去小区数电灯了，空置率再高，房价也下不来。黄金的空置率是多少？接近100%，谁买黄金是为了使用？预期通胀和有限供给决定金价。”

　　黄益平，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晶报记者最近对他进行了专访，他认为，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虽然政府把房子定位成“消费品”，但是“并不是政府希望它是消费品它就是消费品的”，只要人们认为房价未来会变化会上涨，房子就是“投资品”，“单纯的限购给人的印象，是买房以后更困难了，资源更加稀缺了，开发商有可能减少供应。所以，短期也许会起一定效果，长期来看却调高了人们的预期。”

　　黄益平认为：“调低预期最根本的办法应该是从供求曲线中间去想办法，比如扩大供应量，增大土地供应量、保障房建设，都很重要。限制需求，应该主要用经济手段来解决。行政手段许多时候有作用，但我们现在用的行政手段是直接限制市场进入，问题可能比较大。有些情况下行政手段可以改变情况，可现在的问题，一是限购可能调高预期，二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三是这种行政限制伤害一部分人的权利，它的合法性、法理依据都值得质疑。”

　　而且，行政限制还可能导致别的结果：“从世界经济，中国经济来看，经济比较活跃、创新能力比较强的时候，都是流动性比较大的时候，因为个别的经济问题，把人的流动等全卡住了，这个比房地产市场问题本身还严重。”

　　黄益平认为，今日中国还是要以经济手段为主来解决问题，不能“有问题了就有走回头路，动不动还是行政手段解决问题，交通拥堵限车、房价高就限房。市场当然也可能失灵，也可能犯错误，比如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但从我国的历史来看行政手段犯错误的时候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