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界人士指出，农民工“失信”不仅导致律师利益受损，也使农民工“后来者”利益受损

周立太

　　周立太，一个为农民工讨薪而出名的律师，屡遭欠薪时选择的不是前往劳动局进行劳动仲裁，或者将逃逸者告上法院，而是在网络上痛斥当事人。

　　５００多万律师费无法追回

　　自学成才的周立太，自１９９６年在深圳开始为老乡代理工伤维权官司，至今已代理农民工维权官司７０００多件。然而，在为农民工讨回赔偿金的同时，他遭遇农民工“失信”之痛：不少当事人不讲诚信，得到补偿款后，想方设法逃避律师费。这样，５００多万元的律师费无法追回。

　　考虑到农民工的特殊境遇，长期以来周立太采取“风险代理”方式：官司打赢之后，按照双方事先协商的比例收取律师费。这种方式很有挑战性，能调动律师激情，尽量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因为只有打赢了官司才收律师费。但绝大多数律师不愿意采用，因为办理工伤类案件的周期长，大多在三年左右，更重要的是，当事人一旦失信，律师只有“倒贴”。

　　周立太说，贫穷不是民工逃避律师费的理由，如果大家都这样，许多律师事务所会垮掉。

　　帮助别人维权却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这听起来像“黑色幽默”，却是当下农民工维权的现实。

　　农民工律师状告农民工无“胜算”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周立太说，事务所与农民工签订的委托合同并未违反相关强制法规，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有效合同，所以合同内容中双方的权利义务理所当然得到法律保护。既然如此，周立太为何不通过司法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周立太将不告农民工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有可能告不赢。在普遍同情弱者的舆论环境下，状告农民工既要面对社会的道德指责，还不一定能赢得了官司。

　　２００４年４月，周立太曾经将拒付律师费的农民工刘某告上法庭，法庭虽判决刘某支付周立太律师费若干，但这一举动引来不少人责难：从伸张正义、维护农民工权益到为一己之利状告农民工，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行为怎么能发生同一个人身上？他不是农民工的保护神吗？他怎么能追着农民工收钱呢？

　　第二，告不起。自１９９６年至今，有６００多农民工未按合同约定足额支付周立太律师费，拖欠金额累计达５００多万元，这些农民遍布各地。根据法律规定：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因此要通过诉讼方式在全国各地追偿欠费，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就今年８月１５日拿了钱就开溜的王某某等６０多名农民工来讲，他们共欠事务所７万多元，就算通过诉讼追回这笔欠款，事务所也有可能“亏本”。

　　２００４年，周立太曾表示会将更多逃逸农民工告上法庭。但是三年后的今天，因拖欠诉讼费而被周立太告上法庭的农民工依旧只有刘某。周立太提起这案子，语气里充满了无奈：官司赢了，法院无法强制执行，不仅律师费没拿回来，反让我赔进去诉讼费。

　　“失信”既伤律师也伤农民工

　　一方面打赢官司的农民工拖欠律师费，另一方面，不断有农民工登门求助。这种强烈的反差常常让周立太处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挣扎中。

　　重庆周立太律师事务所及其深圳分所目前状况不佳，处境困难，已有两个月未发工资，负债１００多万元。周立太律师事务所中的４０多名律师大多是从农村出来的年轻律师，他们在城市里没有案源，只能跟着周立太打农民工维权官司。因为他们在城市无亲无靠，事务所为他们免费提供饮食住所。

　　周立太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深圳分所每月生活开支达１万到２万元，房租等开支３万多元。重庆事务所办公地点虽为按揭购买，不需缴租金，但２０多个律师一个月生活开支最少也得一两万。欠款收不回来，事务所就发不出工资、养不起律师，无法正常运营。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曾坚认为，周立太的权利的确受到了侵害。他做的事不纯然是法律援助，作为律师，谋求利益天经地义，当其正当权益得不到实现及保护时，他请求法律的救济理所应当。

　　法律界人士指出，农民工“失信”不仅导致律师利益受损，也使农民工“后来者”利益受损。本来愿意代理农民工案件的律师就相当少，农民工“失信”只会更加恶化农民工维权环境，实际上减少了农民工维权的渠道，大量的农民工案件只有寻求法律援助这条路。但法律援助中心能够受理的援助案件多是本地发生的案件，同时并不是所有的农民工都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