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杂志联合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最近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等5个大中城市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被访者对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状况总体评价较低，其中，医药卫生与房地产行业诚信度垫底。

　　与一些统计部门的调查数据常常与民众感受相差甚远不同，上述两个机构所作的联合调查，其结果与普罗大众的认知比较贴近。这至少说明，在5个被调查的城市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诚信危机。

　　诚信是个老话题。近些年来，似乎每年都有人在呼吁要提高社会的诚信度。但遗憾的是，这么些年下来，并没见到社会诚信度有明显的提升。相反，类似“学历造假”、“学术造假”、企业恶意诽谤对手，以及食品安全领域的失信等诸多问题，却是层出不穷。

　　最近媒体炒得很热的阿里巴巴事件，事情也是由于问题会员涉嫌欺诈客户引发。不管是否有该公司当家人背后可能的故意导演因素，阿里巴巴如今陷入诚信危机，已是不争的事实。诚信关乎价值观，但又不仅仅是价值观的问题。

　　诚信的意义，毋庸置疑。诚信的缺失，祸害无穷，不仅扰乱商业、社会秩序，还将导致社会交易成本大大增加，甚至会腐蚀文化的根基。政府没诚信，直接伤害政府公信力；企业没诚信，直接消解产生利润的重要基础；个人没诚信，就是在挖掉自己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诚信危机比较严重的阶段，往往是幸福指数比较低下的阶段。

　　既然诚信的意义在认识上没有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在提升诚信方面进步不大呢？梳理原因，恐怕有两个应当思考的角度：其一，诚信危机是文化危机与道德危机的一个具体体现；其二，一些政府官员没带好头，不少企业没尽到责，另外，从普通民众层面看，也要好好反思。

　　许多人谈及诚信，往往喜欢用制度化的思维求解，即寄望通过诚信体系的构建来提升社会整体诚信的内涵。这种思路固然没错，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诚信是什么？诚信本质上是一种美德，属于道德范畴。如此，道德范畴的缺失，就必须要用道德与文化的救赎来弥补。

　　事实上，诚信的危机，正是当代文化与道德危机的一个恶果。在盲目尊重文化多元的前提下，许多人偷换概念，将最起码的道德行为准则也抛在脑后。在金钱主义的刺激之下，包括学界、商界、政界都出现了种种失信的行为。有些严重失信的事情，已不再属于道德层面，而是直接捅破了法律所能容忍的底线。

　　也就是说，制度所能制约的，其实已是底线的问题。而作为道德所必须高扬的诚信旗帜，起点比制度约束的基础划线要高。这意味着，灵魂的救赎仍旧是当下知识界不可或缺的使命。单靠制度的规范，不仅监管成本极高，且常常挂一漏万，效果不佳——过去的许多事实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诚信文化的提升，将与文化与道德的整体复兴紧密相关。若以“木桶理论”来形容，诚信不过是多种文化要素中的一种，如果整个木桶不能一起整修，单靠诚信这块木板的单兵突进，其结果必然是短板处漏水。诚信的文化建设，自然也会流于虚无。

　　要认识到，诚信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终究都是内嵌于人的行为中。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命题，就是要打造诚信政府——政府诚信是一个社会拥有诚信的关键所在，其强烈的示范作用能够引导、影响民众的诚信精神，并决定着社会的诚信程度。换个说法，政府诚信其实是官员的诚信问题。但很明显，过去一些政府公务人员不讲诚信，透支伤害政府公信力的事情，并不鲜见。

　　同时，企业失信行为的大量存在，是当下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一个显著特点。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如果契约的价值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与信任，则市场经济的进步必然是步履蹒跚。说来令人感慨，诚信应是企业立业之本，但现在竟成了需要不断追求的“奢侈品”。

　　在民众个体的层面，需要感悟的依然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起码原则。譬如在今天备受诟病的食品安全领域，诚信问题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一些人尽管“己所不欲”，却因为贪婪而“施于人”，如此的人性堕落，又岂是单靠法律制度所能约束的？说到底，诚信，就是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起码负责——这样的话语如果也得不到重视，那么，藏匿于人性深处的诚信该如何去建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