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故事：上海还是省城？跟着工资走

　　大年初十，肖剑一下火车就赶到了虹口足球场的招聘会。兜了一圈，他摇摇头，没看到太合适的工作，“主要是工资不太满意”。

　　“今年工资确实比往年高一些”，已在上海打拼4个年头的肖剑对此并没有异议，但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回家过年期间，有亲戚告诉他说在省城建起了新的大工厂，开出的工资价格不比上海的少多少。“这次我就打算先看看上海的(工资)行情，如果没有我家那边划算，我就回去。”

　　在肖剑看来，“划算”就是，上海的工资不但要高，而且有类似包吃包住的待遇，这样他才能攒下钱来，养父母，“否则连回家过年的钱都没有”。

　　2010年7月，王诗贵和妻子在老乡的介绍下，来到嘉定江桥的一家大型工厂做厨师。原本在四川做小生意的夫妻二人，收入不稳定，“老乡把上海说得特别好，赚得也多”。于是，40多岁的王诗贵和妻子离开家乡，来到上海打工。

　　在工厂里做厨师，二人的收入每月有3000多元，还分别有单身宿舍住。这样的日子，对于刚到上海的夫妻二人来说是“还不错”。但老王身体不好，需要照顾，第二个月二人就租了个500元的平房。

　　一搬到外面，二人的花销也迅速增多，便有了回老家的念头：“在上海工作累也谈不上，就是感觉没有在家里踏实”。终于在年前，王诗贵就带着妻子回了老家。

　　专家：农民工选择更多 工资待遇是硬指标

　　市农民工工作联系会议办公室负责人赵建德认为，肖剑的经历体现了近来农民工就业的一种新情况：就业选择分布有所改变，“而且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赵建德表示，随着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农民工有了更多选择，既可留在上海等东部沿海城市，也可分散在就进的中西部城市。

　　在这样的情况下，“工资待遇就成了硬指标”。赵建德认为，如果薪酬达不到其预期，农民工就极可能选择离家近、生活成本低、环境相对更熟悉的城市工作。

　　“生活成本的压力也会使部分农民工无奈下选择离开”，赵建德认为老王夫妻二人的经历就很能说明问题。他续称，农民工打工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生存，也要积累，老王这样的中年人要养老小，年轻的80后则要考虑结婚，“这些都是刚性需求”。

　　他们的故事：上海房价是工资的三倍

　　冯莉，曾经在上海东北片某高校读书7年，去年3月研究生一毕业，她选择了回到家乡的省会城市工作和生活。

　　找工作时，冯莉是“广撒网”的，不排斥上海公司，却也没有漏掉家乡的。最终，她选择了在家乡省会一个二线城市的大型通讯公司工作。

　　工作一年，由于学校、学历均属佼佼者，冯莉干得顺风顺水，在那个二线城市中也算上“中产阶级”。“虽然跟上海同行比，工资要低千把块，但二线城市的消费却比上海低的不止这些。”如今，在家人的资助下，冯莉已经计划买房了，而这也让几个还是上海租房“挣扎”的女同学羡慕不已。“我从没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年后上班第一天，程鹏远向公司提出了辞职申请。在上海工作了3年，他终于下了这个决定。

　　程鹏远带着对大都市生活的向往来到上海，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3年下来，在行业中也算有了“一席之地”。既然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离开呢？“生活成本高，生活压力大。”

　　这次回家过年，看到连小城市都物价飞涨，他知道，无论在哪里生活，压力都是有的，接下来，他会面临更多的问题：“结婚，生孩子，赡养老人，到处都需要钱啊！”

　　程鹏远算了一笔账：上海，他一个月七八元的收入，房价在两万以上；回家，每月可能只拿到三千元，“超级好的房子也只有六千一平”。

　　专家：择业更理性 压力改变规划

　　杨浦区就业促进中心职业指导师郑啟龙听过以上两个个案故事后表示，上海生活成本高、生活节奏快，仅高房价这一项就让很多人倍感压力，并心生退意。他同时认为，大学生毕业选择二线城市也说明“择业观念更理性了”，而即便是像程鹏远这样的白领一族，“对人生也是有了更长期的规划”。

　　虹口区就业促进中心职业指导师王星则认为，做出离开上海的选择有被动和主动之分。“根据个人职业发展进行的选择，就是主动的”，王星这样解释：“所谓被动就是不得已，迫于压力退而求其次。”

　　据《复旦大学2010届毕业生就业状况》显示，2010届毕业生留沪比例下降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