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在其他资源达到瓶颈状态时，将使全社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大大向外扩张。所以，经济领域中诚信的地位举足轻重

    当今社会，商业欺诈、问题产品的召回、腐败问题、虚假财务信息发布、拖欠农民工工资等一系列经济领域的诚信问题凸显，引发我们对于诚信文化的研究与思考。

    所谓诚信，诚实践约，言行一致。在经济领域，诚信是一种普适的资源。如对于企业，良好的信誉度可以间接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主要表现为诚信可以极大地降低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间的交易成本。诚信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在其他资源达到瓶颈状态时，诚信将使全社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大大向外扩张。所以，经济领域中诚信的地位举足轻重。

    诚信具有可预期性，是行为者双方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下的稳定预期。这种预期实际上是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多次重复博弈的均衡点。具体而言，诚信有多重表现形式。在两个或多个市场主体间进行交易时，一方与其他各方之间必然会形成各种并存的隐性契约和明确契约。明确契约是可控的，隐形契约则很有模糊性，不诚信的情况便会在此发生。若仅仅作为自然理性人，可能会因追求当前或短期利益而选择不诚信，但是从长期角度考虑，市场主体间的交易不再是一次性的，于是一次性博弈变为重复博弈。随着交易时间的延长，交易次数的增多，交易者隐匿信息成本增高，对方获取识别信息的成本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也会随之降低。所以，为使交易持续，为了不增加今后的交易成本，为了获取长期利益，该市场主体便会选择诚信，从而成为一个社会理性人。这使得诚信在经济运行中具有了长期性和可持续性。“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顾客就是上帝”的工作宗旨都是将博弈均衡的理性预期予以运用的事例。

    文化、制度、物质，是联系成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三层纽带，文化决定了制度，制度又依赖于物质的形式体现，所以在经济领域的诚信文化研究，必须把制度做为具体的着眼点。制定诚信制度，简言之，就是将对诚信的奖励与对不诚信的惩罚以一种法律或法规的形式展现。当前我国相关法制体系正处于逐渐完备的过程中，许多制度表现出不完善不具体的缺陷，与此同时，诚信制度也有其特有的两大缺陷。其一，以罚代奖，过多的处罚只能起约束作用，却缺乏引导功能。其二，惩罚力度不足，轻描淡写，不痛不痒，约而不严，束而不紧。

    诚信制度可以在今后逐渐完备，但是更重要的是执行。再好的制度，执行不力，便不如没有。经济领域为何会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笔者认为有如下两个因素：一、各类不合理的鼓励政策以及优惠条件催生了更多寻租行为，增加了执法的随意性。二、以税收为代表的经济立法体系以行政立法为主导，使得部门利益法制化，国家利益部门化，降低了法律本身的权威性。

    除进行诚信制度约束，非正式约束同样不可忽视。因为制度的演变往往是从边际变化开始，即通过非正式约束的量变的演变，最终得到质变式的制度。边际的演变就是对习惯的演化，文化作为主角在演变中发挥作用。诚信制度形成，正是由经济社会的诚信文化演化作社会舆论，民众监督这样的非正式约束，并通过它们逐步加强并完备的。

    从纯文化角度，对比中西方文化，其各自诚信文化特质可谓迥异。一、中国传统诚信文化围绕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这五伦关系展开，往往对人而不是对事，是基于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西方的契约诚信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上的，市场资源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的。相比之下，后者打破了人群和地域限制，具有广泛性和开放性。二、中国传统诚信主要表现为人伦身份等级性和义务性，而西方诚信是建立在平等自由的原则基础之上，是让所有普通人都能在社会经济交往中诚实守信地进行公平交易。三、中国传统诚信是社会主体做人的标准，以道德主体的情感为导向，违反者良心受谴责，但却不会受到惩处，强调自律性。西方契约文化的诚信是一种外在规则，守信不完全是德行之举，通过立法，赏罚分明，强调强制性。在此比较下可以发现，我国传统诚信文化已经不很适应我国如今的经济制度，西方的契约诚信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对于诚信的约束更具实效性。但是我国传统诚信文化同样有值得西方借鉴之处。将双方相结合，就可以形成一种诚信的“利义观”，既是利己，也可以利他。追求利益的同时也勇于负起承担社会责任的义务。

    综上所述，要推进我国经济领域诚信度，就要建立开放的市场经济文化环境，对于外来文化兼收并蓄，扬长避短，尤其是实用的诚信文化，为我国的本土诚信文化注入更多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