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经验看，各国在发展过程中，既有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也有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还有一些国家正面临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目前，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一个概念，其涵义是指，“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

　　按照世界银行2008年最新的收入分组，人均国民收入小于905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从906美元到11115美元左右，都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在中等收入国家，又分为两个层次，在906美元到3595美元之间，为低中等收入国家，介于3596美元到11115美元为高中等收入国家。

　　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中等收入国家大都分布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欧洲和中亚以及中东和北非地区；高收入国家是美国、日本、西欧发达国家、澳洲以及中东产油国等。自从1989年以来，有16个经济体从发展中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有四个高收入经济体从高收入国家沦为发展中国家。

　　从历史经验看，各国在发展过程中，既有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也有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还有一些国家正面临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例如，韩国在1980年时人均GDP是1645美元，到1983年时是2074美元，但1995年韩国人均GDP就已达到了11469美元。日本人均GDP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1976年就接近5000美元，到1984年，日本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和韩国都花了大约12年时间。

　　但也有许多国家长期以来未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1980年，菲律宾人均GDP是671美元，2006年是1123美元，如果把通货膨胀计算进去，人均收入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其他国家做得比较好的，像马来西亚在1980年的人均GDP是2022美元，在26年以后的2006年只达到5239美元。巴西在1987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2068美元，但是到了2006年也只有4369美元。智利在1980年已经达到2835美元，2006年则为6574美元。这里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但一直冲不过11000美元的门槛。

　　目前，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2009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超过3700美元，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预测，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近400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危险区域，中国发展正面临着新的考验。

　　从长期看，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导致进入这个陷阱的根源主要来自政治、经济、人文精神三个方面，其中政治方面和人文精神方面的原因是最主要的。

　　一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尤其是腐败问题。腐败导致形象工程和虚假工程，也会导致两极分化。同时，对权力若不能进行有效制约，很可能形成一种权贵社会结构，也就是金钱与权力互相勾结，共同瓜分社会的剩余价值；而处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在收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将越来越与上流社会拉开差距，形成一个断裂，这样社会运行就将是十分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需要在维持稳定方面投入较多成本，从而也就制约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有效提高。

　　二是来自人文精神方面的原因。面子意识和血缘意识浓重，办事处处讲关系，不讲规则，导致法治社会建设难上加难。尤其是缺乏诚信意识，危害更大。目前，面子、血缘、权力三者之间相互勾结，相互保护，共同构成了制约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一个三角形均衡，或三角形陷阱。在这个三角形均衡中，面子、血缘、权力，三点相互为对方提供存在的前提和条件。这里面子靠血缘和权力为支撑和保护，而血缘又靠面子和权力为坚强后盾，同时，权力又以面子和血缘为扩张手段和途径，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循环和嵌套的结构。在这个三角形陷阱中，实际的运行法则就是潜规则。中国社会经济运行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首先要跳出这个三角形陷阱。

　　三是来自经济方面的原因。虽然中国经济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高增长，但高增长主要体现在数量方面，而没有体现在质量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的高增长也带有一种虚胀的成分，如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和高投入与高污染的存在等都是虚胀的具体表现。

　　中国要想获得长期发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要解决好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尤其要重点解决好政治体制改革和人文精神的改造问题。对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和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