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评级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是信用评级机构以独立的第三方立场，对市场参与者的信用记录、内在素质、管理能力、经营水平、外部环境、财务状况、发展前景等进行全面研究分析后，对其履行承诺的能力及可能出现的风险作出综合判断，确定信用等级，向授信人或投资者提供风险信息。

　　信用评级业务及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组长吴红披露一份调查报告：“美国正在大规模收购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目前已控制中国信用评级市场2/3的份额，严重威胁我国金融安全。”并呼吁：“我国亟待建立独立自主的信用评级体系，掌握资本市场话语权。”（4月12日《羊城晚报》）

　　自1909年约翰·穆迪创立现代信用评级机构以来，信用评级就被投资者认为是投资价值的标尺。历经百年，穆迪（美资）、标准普尔（美资）和惠誉国际（原为美资，现为法资控股）成为国际资本评级市场三大巨头，因惠誉在市场份额、赢利能力以及国际影响力等有较大差距，实际上已形成两家美资公司的寡头垄断。由于信用评级直接关系到金融产品的定价权，“双寡头”借此在国际资本市场呼风唤雨，几乎成为金融市场的调节大师、国际资本市场的监管者。尽管各国政府和企业对此深感不忿，却一直对其垄断地位徒唤奈何！

　　自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后，三大评级公司备受抨击，就连拥有穆迪20%股权的“股神”巴菲特也表示：不相信穆迪的评级。尤其是三大评级公司向客户提供评级时要求“捆绑出售”其他服务的“道德风险”，以及对美国金融衍生产品风险“后知后觉”的“评级失当”，成为各国加强评级监管的强大动力。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制定更严厉的评级监管法规，并扶持、保护本国评级机构的发展。

　　在三大巨头名声扫地之时，为何却在中国“长驱直入”？从吴红披露的情况来看，原因在于认识不足、需求不足。由于对信用评级在资本市场的举足轻重缺乏认识，没有明确政策法规限制外国机构的进入，造成评级市场过度开放；而且评级机构的归口管理部门和监管部门至今尚未明确，信用评级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的生存环境。更可怕的是，如吴红所说，美国评级机构“持续进行政府高层公关，引导高层对外国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原则表态，以此形成对具体业务部门的心理压力”。

　　由于债券市场发展滞后，企业直接融资比重近年一直在20%左右，而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一般都在30%—50%；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因此一直面临需求不足。去年，在央行备案的80家信用评级机构中，其中30家亏损，亏损面达到37.5%。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又怎么不会在利诱之下“引狼入室”？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指出：“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信用评级看成是一项非常特殊的行业，扮演着一个国家资本市场‘看门人’的角色，涉及国家主权，关系一国经济、金融与信息安全。”由此可见，当务之急是以三大评级机构的“公正客观”备受质疑为契机，全面审视扶持自主信用评级的发展策略，尽快制定和完善信用评级的法律法规，尽快明确信用评级机构的管理和监管部门，尽快发展债券等金融市场，尽快建立独立自主的信用评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