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本身是滞后于社会实践的，在有些社会管理中法不能“束”起来，德又“规”不住，那么能不能在法的螺栓和德的螺母之间加上一个垫片，让法与德无缝对接呢？这个垫片我们认为就是政府的行政手段。——— 睢宁征信办主任朱品武

　　3月26日，本报独家报道了睢宁以“一处守信、处处受益，一处失信、处处受制”为原则的大众信用管理制度，引发舆论和网络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其中对睢宁做法的质疑声颇多。

　　面对诸多质疑，3月30日，睢宁征信办还是按计划公布了第三批“信用分值加减情况”，这也是媒体曝光后的首次公布。被认为与个人信用没有直接关系的一些项目依然在列。

　　第3批公布的1086人的信息中，403份“优良信用信息”的加分对象，除了前十名来自当地通讯、寿险公司，其余全部来自各镇政府及开发区，记录内容无一例外都是“‘社会妈妈’帮扶孤儿”；而在683份“不良信用信息”中，除了交通违章、个人欠贷等主要项目外，还公布了两人“村干部违规饮酒”的记录，以及几十人在不赡养老人、打架斗殴、参与赌博、寻衅滋事等方面的不良记录，罚分低者20分，高者100分。

　　在此次公布公告中，睢宁县照例强调：“被公布优良信息的个人，凡涉及政审考察类、资格审查类、执照审核类、贷款申请、政策性扶持救助等类项目，有关部门按照《试行办法》有关规定优先考虑，被公布不良信息的个人，涉及上述等类项目，有关部门要认真审核，从严把关。” 本报记者 张东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