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方农村报连续两周刊登关于“信用村”的报道。高要市岘港镇南社村只有100户村民，每年保持近30户的信用贷款，贷款金额最高可达200多万元；而郁南县勿坦村作为当地农村个人信用体系建设的试点村，依靠社区力量民主评定信用等级，等级“优秀”的信用户，可享受3万元的授信额度，贷款只看信用，无须抵押。

    缺少抵押物是农民贷款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建立完善的个人信用体系，让农民凭借信用获得贷款，是化解融资难题的一个出路。但两个定义有所不同的信用村，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农民信用如何才具有可持续性，那些信用等级差的村庄和农户，如何改善自身的信用状况。

    记者在分析南社村经验时，总结出三大原因令其成为信用村：传统乡村伦理的道德约束，群体创业成功令还款能力增强，银行还款方式的改变提高了农民信用意识。但南社村与周边村庄的对比更值得玩味：南社村的幸运在于，该村在几次创业潮中都赚到了钱，村民有按期偿还贷款的能力。对比鲜明的是，离南社村不到3公里，另一个村的信用状况被高要农信社评定为极差，原因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业，村里有些人生意失败，还不了债，其他人一看，也跟风不还钱，渐渐坏了风气。”

    事实上，信用村的形成有着极大偶然性。穷人的信用天然低于富人的观念当然不值一驳，但不争的事实是，还款能力是确保信用的“硬道理”。无论是信用村还是信用户，信用等级得以评定为优秀，归根结底是创业获得了成功，贷款成为生产经营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动机。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对弱势群体进行金融扶贫，要从提高其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入手。只有这样，信用才可持续、可发展。

    令人担忧的问题恰恰在于，以目前穷苦农民所面临的创业环境来看，土地的产权不够完整，使他们抵御自然、市场等各种风险的能力过低，而创业所支付的法律与行政成本过高，创业者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随时可能被资本和权力挤压。在这个赢者通吃的时代，可以说，依靠三五万元贷款发家致富的可能性越来越低，这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像南社村这样的信用村只能是凤毛麟角，因为当下的创业与运营的制度环境决定了，即使给弱势的农民都发放了小额贷款，他们也无法让所有人都拥有可靠的还款能力来经营自己的信用。这不是道德的缺陷使然，而是制度的缺陷作孽。“穷人银行家”尤努斯利用小额贷款帮助赤贫人群解决温饱甚至致富发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时就有人设想，尤努斯在中国发展业务一定血本无归，这不是因为中国穷人的信用天然低于孟加拉人，而是中国不具备让穷人白手起家的宽松创业环境。

    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信用可持续的问题，不是银行和贷款农户一厢情愿所能完全解决的，也不是信口讲两句“提高信用意识”所能破解，它事实上是涉及到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社会创业环境的改善乃至社会阶层流动等一系列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就信用谈信用，或许可以建立一两个“信用村”、“信用户”的样板，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信用重建问题。出路在于，赋予农民完整、公平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和空间，惟有如此，“信用村”、“信用户”才不是惊鸿一瞥，才能拥有复制和批量生产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