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接受人民的监督”。而睢宁县的做法，却变成人民接受国家机关的监督。这种显而易见的与宪法冲突的规定，本不必置论，但它所反映的国家机关滥用公权力，不接受一切法律法规束缚向“父母官”倒退的倾向，却值得警惕。一旦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政府模式建立起来，公民基本权利将被逐步剥夺。

　　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包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受教育权、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严、通信自由等等，还有对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这些基本权利，构成了我国受国家尊重和保障的人权。而这些权利，是受到法律保护，并且除法律明确规定之外不能受到任何机关和个人剥夺的。

　　按照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政府机关仅仅是受人大委托进行管理，要接受人大的监督，并对人大负责。睢宁的做法，分明是混淆了身份，把人民当成子女，把自己看做父母。

　　即使睢宁县政府有权力来把征信系统全方位扩大到全民范围，并且确实是出于扭转民风的好意，执行下去也必然会造成更大的弊端。

　　从睢宁县公布的第二批大众信用加减分情况来看，加分的绝大多数是政府及事业单位员工，而被减分的则主要是普通群众。对于工作、收入都稳定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员工来说，既有足够的收入及时缴纳各种税费，又有精力去做帮扶孤儿等社会工作，可以得到不断的加分。而对于收入低且无固定工作的居民来说，很难得到加分，反而容易因收入过低而被减分，并在入学、就业、低保等需要政府进行保障的方面，受到歧视。这种“诚信”系统，颇有“血统论”的倾向。

　　同时，行政机关把权力之手任意伸到法律的范围之内，损害的更是法治。征信系统的评分标准无所不包，还包括无理闹访、利用网络诬告、围堵党政机关等。这些行为，往往是群众与政府或政府工作人员产生矛盾的结果，而各地方也大都规定了相应的法规。利用征信系统对这些人在入学、就业及其他社会救助方面进行全方面的限制，超出了法律的范围，不但难以解决问题，反而会激化矛盾。

　　现代政治学、经济学中，都有大政府和小政府之争，但不论是哪种理论，都不会承认政府有对公民进行全方面监督、管制的职责，睢宁县的做法，还是未脱“父母官”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