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 王成喜　　，《焦点访谈》披露了西安交大6名老教授举报学术造假曾被校领导劝阻的内幕。正如节目中所说，虽然经过几位老教授的不懈举报，造假者最终被取消博导资格，涉嫌造假的报奖成果也被收回，但事实远非那般简单。

       3月20日

　　节目中披露，当几位老教授对造假“紧追不舍”时，校领导层迫于舆论压力曾多次找他们“谈话”。一次校方代表说“这涉及到不只是西安交通大学的脸面，也涉及到国家的脸面”；另一次，校方代表为了让他们“罢手”，则不惜以利相诱说“你们如果是为了利益，我们可以把教育部的一等奖匀给你们一些”。如果说前次谈话，还扯着一条冠冕堂皇的“为学校国家荣誉”的遮羞布的话，那么第二次“劝降”般的谈话则近乎赤裸裸的“无赖”了。呜呼哀哉，一所名校竟落到下作地“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企图用名利去收买举报者的地步。难怪当时陈永江教授闻言后有一种强烈的被侮辱的感觉。其实，回头想想，这又到底是谁的大不幸呢？

　　第三次谈话最耐人寻味，校方再也不玩“闪烁其词”的文字游戏了，终于挑明地跟陈永江教授说出了他们的“良苦用心”或者说是“苦衷”吧。校领导对陈说“西安交大地处内地，去年我们科研成果16，来之不易，希望你们高抬贵手，不要搅黄了。”好一个“高抬贵手”，好一番“行行好”般央求的“苦劝”，但又是为了一个什么目的呢？竟是为了求别人不要把弄虚作假的糗事说出去，好一个滑天下之大稽。

　　余生也愚，实在无以知晓为什么为了所谓学校的荣誉、排名，为了摘得一顶“国家科技奖”的帽子，一所本应成为社会思想精神高地的大学，一群本应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知识分子，竟然敢于公开据他人成果为己有，将其贴上自家标签不算还要送去评价；相关申报者，竟然也敢置应用该项成果的企业连年亏空甚至早就停产的现实于不顾，而编造出该项科技成果使企业盈利数千万的弥天大谎。

　　有太多的地方需要反省，闻熟悉这迟来的“内幕披露”之后，我们终于得以洞见一个巨大的学术造假丑闻的全部“生产”过程。首先是学校定下调子，为了学校排名，要不惜一切代价“炮制”科研成果；然后是一名“长江学者”成为“炮制”的人选，毫不费力地就将他人的科研成果据为己有；接着是，“表现”所谓科研成果的应用效益，公然捏造虚假的“企业盈利”数据；紧接着就是，让一些专家鉴定，走一下过场，评奖部门也只是象征性地审批一下；最后，当然是送交国家教育部，静候领奖佳音了。相信，如果不是因为六位教授秉着学术良心的竭力举报，如果不是中途出了这个“意外的娄子”，校方包括造假者早就是“名利双收”了，其间“人不知鬼不觉“的黑幕也就永远成为秘密。落到如今这鸡飞蛋打、名败利灭的地步，无非是自食恶果而已。

　　有太多的地方值得反省。首先，如果说某一环节或个人出了纰漏而酿成造假丑闻，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从科研成果本身到最后的鉴定、审批等几乎所有环节的都无一幸免“潜规则”，则让人不胜哑然。与其说这是一次“偶然”的学术造假，不如说这是一个有着精心预谋、环环相扣的学术骗局。因为，申请国家科技奖的程序不可谓不严格，但学校却神通广大地打通了所有的环节，以致一个本来就身披“造假”外衣的成果却能一路绿灯险些“终成正果”。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想见这如此多的“审批”规章制度，是如何轻易被突破以致“集体沉沦”的？

　　其次，我们不得不再次审视单纯以科研成果、经济效益这些硬性指标来给高校科研实力“排座次”，这种考核制度的先天不足。尤其是在相关审批、监督环节的制度建设还很欠缺的当下，我们是不是仍然要以这种颇有急功近利之嫌的准绳去衡量所有高校的身段？

　　最后，在一个学术造假的真相已几近“挑明”的情况下，为何高校内或教育部没能有一个独立的调查机构去核实，反而让造假者逍遥度外、狡辩再三，反而要让本就身处弱势、身心备尝压力的古稀之年的举报者承受“被告”的侮辱？一些有识之士早就呼吁设立独立的学术调查委员会，可经历了这些年一连串的学术造假丑闻，直到现在面对哪怕是举国震惊的学术造假我们对事故的处理仍然停留在“高校自证清白”甚至不了了之的阶段。这委实有些令人失望。要规范当前混乱的学术生态，恐怕首先必须建立一套(个)严格的调查取证制度和机构，规范学术风气不能总停留在喊喊口号和“校内口头警告”的状态。

　　这起“长江学者”的造假事件，虽然过去已有一年多，但带给我们的震撼、思考和警示却并不会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淡漠。当我们随着举报者披露的内幕而惊讶地发现，这起学术事故并非某一环节出错所导致的“偶然误差”而是整个“流水线”都不正常所致的“系统误差”时，我们似乎不得不重拾鲁迅前辈的那句名言：永远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如今的学术风气。不知道这个“最坏”到底有多坏，只是由衷地希望它不是最最最坏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有这点微不足道的美好祈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