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一词于中国而言，已不新鲜。14年前的《行政处罚法》中，就规定有听证制度。这之后的价格法、立法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行政法律、法规中均将“听证”视为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尽管这些法律在听证的程序方面多过于原则，但毕竟听证制度走入了我们的生活。

　　10余年来的听证实践表明，我们对听证的期待已经从“立法中是否应规定听证”，转而聚焦于“该如何听证才能实现制度初衷”。

　　最近的两起听证事件都引发了舆论热议，也都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听证制度本身的程序正义。

　　第一个案例发生在哈尔滨马迭尔宾馆。

　　2009年12月8日，哈尔滨水价听证会在这里正式召开。经哈尔滨市物价局委托，哈尔滨市消费者协会面向社会公开召集13名消费者作为听证会参加人。这13位消费者代表中，只有一人坚决反对涨价，但却得不到发言机会。

　　而不少支持涨价的“消费者代表”身份存疑，比如有位“退休职工”，真实身份居然是哈尔滨现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12月10日《中国青年报》)。

　　第二个案例发生在北京。

　　12月16日举行的水价听证会在召开前30天、15天分两次向社会公示了听证会参加人、旁听人员产生方式等相关信息，特别是公布听证会方案要点，完全涵盖了方案的所有内容，公布信息更加完整全面。

　　然而这次有着诸多进步的听证会也同样存在可质疑之处。

　　如听证会的组织方北京发改委早早就在自己的官网发布消息强调“本次水价调节很必要”，而在《北京市居民水价调整听证方案要点》中，所有方案均是“涨价方案”。“听证会”实为“听涨会”。

　　在法律上，对有关部门来说，水价听证是必须为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涨价”已成定局，“听证会”只是完成一道法律程序的包装。所有的听证程序安排，都是为了保证得出一个“广大群众支持涨价”的结论。

　　于是，听证议程早已被设计，消费者“被代表”，反对声音也被屏弊。怨不得哈尔滨的水价听证会上有真正的消费者代表，要向听证会的主持人扔矿泉水瓶以表抗议。

　　我注意到哈尔滨的13位消费者代表，是由“哈尔滨市消费者协会”向社会公开召集的。这又不能不让人感慨行政权与社会权的暧昧。

　　选择让行政部门满意的“消费者代表”，这是不少消协的“强项”。当广大消费者质疑听证代表无代表性时，行政部门完全可以将消协推向前台：消费者代表是你们自己的维权组织公开召集的，又不是我们行政部门指定的！

　　听证会组织者预设立场、只证涨不议降，也是价格听证中的常态。这实则使听证会的组织者超越了中立的会议主持人的角色。

　　听证的功能表现在既可以拓展言路、集思广益，又能够凝聚共识，推进决策。但推进决策的前提是拓展言路，而不是给出标准答案。如水价听证，涉及的利益群体既包括消费者，也包括经营者，既包括行政官员，也包括社会组织、专家学者等等。听证组织者发布的听证方案理应来源于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而不是行政机关自行代表各利益群体并确定了所有的听证方案。正因为消费者“被代表”，才有全部方案均为“涨价方案”这一怪现状吧！

　　从听证初衷的角度来观察一些价格听证会，既偏听一方，又偏证涨价，令真正的民意失望之极。

　　当听证的价值在听证的实际运作过程中被抹杀，听证的结果因而也不可能得到广泛认同。在“热热闹闹走过场”之后，将是法律尊严的旁落，行政公信的流失。

　　要回复听证的“正当程序内核”，就得打磨细节，完善程序，做到真正的尊重民意。魔鬼都在细节之中。听证制度最为欠缺的细节，就是一套科学的、公正的代表遴选机制和会议程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