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东莞某民校近一成老师持假文凭的新闻，在东莞教育界掀起轩然大波。据媒体报道，该校在对内部100多名教师的学历和职称进行集中清查，送交市学历鉴定中心鉴定后发现，竟有十多份是假证，几乎占学校全部教师数量的一成。如此大规模的持假文凭现象，在东莞市教育系统尚属首次。

　　对此，有人认为，作为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老师，其造假行为比商品造假的后果更为严重。而有人亦认为，学历造假现象并非只在教师群体存在，它只是社会诚信危机的集中反映，并且需要反省当前盲目以“学历论人才”的用人制度。

　　部分学校招聘把关不严

　　“这事实属正常。”在谈及某校近一成老师学历造假的现象时，东莞南城一民校举办人李文军(化名)显得轻描淡写。在其看来，各行各业都在办假证，而教师只是其中的一分子。“只不过教师是一个教书育人的特殊群体，所以它才引发这么多的关注。”李文军说，由于一些学校招聘把关不严，也让不少“水货”混进了教师队伍，这个现象在中小民办学校表现得比较突出。

　　据宏远外国语学校副校长张曲波介绍，作为一所高端民校，该校在师资引进方面把关甚严，招聘老师时必须验明“三证”(即身份证、学历证和教师资格证)，并且经过初审—面试—试讲—笔试—校长谈话等多个环节。而一些收费较低的民校，由于工资待遇较低和工作环境较差等原因，往往很难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因此，在招聘老师时可能不会严格审查证件真伪，觉得应聘者的能力和水平过得去就予以录用。

　　东城朝晖学校校长周瑞渝也分析指出，造假的老师多半是年龄较大者或者刚毕业的大学生，前者可能会因为学历不够而造假，后者往往会因为证件不齐而做点手脚。

　　社会风气促使造假成风

　　对此，东华小学德育处主任李晓俊表示，作为为人师表的老师，造假行为固然是有悖师德，但是若把责任全部推到这些教师身上，这是有失偏颇的。“说到底，这是当前的社会风气使然。”如李文军所述，学历造假并非只在教师群体存在。

　　众所周知，在国内，学术造假、官员造假、商品造假，各式各样的造假行为屡屡上演，整个社会面临着严重的诚信危机，就连未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也造起假来得心应手。在一场校园招聘会上，一家企业在验收简历时，结果发现一个班30人，竟然冒出了16个“班长”。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国内多数考核和评价机制也使得钻空子的造假者比比皆是。拿教师职称评审机制来说，教师评职主要是考自己手中的“本本”———学历证、继续教育证、水平能力测试证等，还有一些论文，且各项科研成果、获奖证书一个都不能少，而评上职称又跟待遇挂钩，意味着涨工资。为此，一些教师必然会想方设法去“考”证和“弄”论文。

　　学历是敲门砖也是拦路虎?

　　东莞中学初中部教导处副主任周琼平看来，东莞教师学历集体造假事件只是整个社会诚信缺失的一个缩影，而当前社会“唯学历是举”的用人观似乎也难逃其咎。

　　翻开许多公司的招聘广告，往往有一条用人标准:“大学本科以上”。在前不久举行的东莞市公办教师招聘专场上，记者曾亲见东城教育办在招聘小学教师时，要求应聘者除了具备本地户籍外，还要求是211高校毕业生，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于是乎，对求职人员来说，文凭、学历就像一块敲门砖，能立刻吸引用人单位的注意；对在职人员来说，学历越高意味着晋升加薪的机会越多。正是这种主要依据学历来决定待遇薪酬的用人制度，促使一些急功近利的人，通过造假的手段达到个人目的。

　　正是因为社会各行各业对文凭异乎寻常的看重，也推动了假文凭市场需求日增。走在东莞的大街小巷上，行人随处可见张贴的办假证小广告，而经过智通人才市场附近时，你会发现办假证的人员频频出没，而一张假的大学文凭或教师资格证仅需60元—80元。

　　刑法增设“伪学历罪”?

　　如何减少甚至杜绝教师学历造假的现象?在多位教育界人士看来，要想完全对假文凭说“不”，这看起来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南城东晖学校校长阮金荣表示，首先，学校要把好源头关，在录用前就要把“水货老师”拒之门外；其次，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管，加大打击制假造假的力度。

　　而更多有识之士认为，要想杜绝假文凭现象，必须借助法制、道德、诚信体系的建设。曾有专家表示，目前对于使用假文凭多是道德上的谴责，最多是纪律处分，远远没有达到法律层面。对于制假者和购买并使用假证的人，应该在法律层面进行约束和制裁。为此，该专家提议，在刑法中增设“伪学历罪”，明确伪造和贩卖假文凭证书的定性、罪名、处罚等法律条文，作为惩治学历造假的法律依据。

　　同时，市中心人才市场副总经理郝荣则指出，我们应该反省当前“重学历轻能力”的用人制度，盲目以“学历论人才”的方式，不仅导致人才“难尽其才”，而且也会促使一些人铤而走险去追求假学历。只有改革现行的用人制度，改变社会价值评判体系和观念，假文凭、假学历问题才可能得以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