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平给记者出具了一份盖有武大公章的“终止聘任合同证明书”，其上写着:“张在元，身份证号码××，于2005年5月1日至2009年4月30日受聘为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并签订聘任合同，现合同到期，于2009年4月30日终止聘任关系。”“他解聘的日期提前了4个月”，陈说，张在元的法定聘任四年的任期起止期限应从当时三方签字时间2005年9月1日起到2009年8月31日为止。（11月18日长江日报）

　　11月1日，武大前任校长刘道玉在南方周末撰文提出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大意见，笔者对此的理解是，整顿当下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也就是重振大学精神。大学精神不仅包括学术、人文等精神，还包括永恒的道德精神。腐败案爆发让人痛心疾首，将病榻教授解聘，更是被坊间唾骂人文精神缺失。如果解聘还可以用“按章办事”来搪塞的话，那么篡改合同期限，提前解聘，就是背信弃义的无良举动了。

　　关于信用的重要性，先贤早有论证。《论语》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明确回答治理政事需要备足粮食、充实军备、取得百姓信任。三项要求中民众信任最重要，没有百姓信任，国家就会垮掉。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在孔子眼里，“信”重于生命，不仅是立国之本，更是立人之本，成事之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的一切规章制度，社会组织都是建立在“信用”大厦的基础之上，信用坍塌，则法律形同废纸，制度国家形同虚设。武汉大学恣意篡改合同期限，提前甩包袱是人类“趋利避害”本性使然，但即便如此，高度社会化的高校还需检视人类道德精神，还需检视自己是否守信。武大此举篡改的虽是合同期限，但更是为利益丢掉了立人立校的信用精神。

　　追逐利益，抛弃包袱是企业的惯常举动，绝不应是高校举动。其实，纵使是逐利的企业也有充满人性化的举动。据11月18日《新民晚报》载，上海某公司推出一项企业另类福利——失恋带薪假，大意是员工如失恋，没心情工作，可向单位提出休假，无需提供失恋证明，工资公司照发。当然，员工失恋不同于教授生病，但无论是公司员工，还是大学教授，都是科层制典范（官僚制的雅称）中的一员，企业和大学都可以“按章办事”免除员工假期薪资，解除教授聘用合同。现在是“逐利的企业”对员工有了人性关怀，而以“象牙塔，道德模范”自居的大学不但对教授没有人性关怀，反而不惜冒着道德沦丧的风险，篡改合同期限。

　　“信用”有多么重要，作为名校的武大不会不知道。篡改合同，提前解聘仅仅是为“信用丧失”又填了一道风景线。“被就业” 、“就业率” 注水、“剽窃抄袭”等都是信用丧失的典范。重建大学精神喊了很多年，但高校无良举动仍接二连三地出现，这多半是信用丧失使然，抛弃这个喊多少重建口号，都是空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