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该《条例》尚系法规层面，但毕竟是往征信专门立法上迈出了一大步。一个社会的信用基础松软，甚至信用缺失，社会再行弥补将会付出巨大成本。而今着手从法制层面先期治理，着力构建信用社会，当系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意味着社会信用恢复有了法律的切入口。而公民一日不信用，有负面记录，总不能永远背着这口黑锅无法脱身。因此，给信用负面记录一个截止期，一个到时自动删除的预设程序，是合情合理的。

　　不过在关于信用负面记录保留期的安排上，我们似乎尚有“找不着北”的感觉。是3年，5年，亦或7年，各阶层往往不自觉地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争论不休。窃以为，这样的利益博弈与公开争论是制度设置的必经程序，实际上不过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既然目前该《条例》还在公开征求意见，相关机构就应及时开启公开纳谏程序。而且要越方便越好，征询意见的阶层范围越宽越好。这样才能让最终出台的《条例》里注入更丰厚的民意养分。有民意有效参与的法律法规，才能最终得以顺利落实。

　　如果脱离民意基础，缺乏审慎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酝酿程序，或者盲目借鉴国外的做法，势必会使我们的征信体系建设成为法律的“夹生饭”。这方面需要法制拟定者进一步细化制度和科学考量。特别是在一些细节上，需要在意见反复征询中予以明细。比如在对待信用负面记录中的公平问题上，我们就需要审慎对待。是为了方便金融机构省事地“一刀切”而规定保存期，还是区别对待呢？

　　拿一般商业贷款与个人助学贷款来说，若均是负面记录保存5年，那对需要社会扶持的学子明显不公。类似的情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步阶段，我们不应机械照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铁面做法。一些刚踏上创业之路的学生、残疾人、低收入者等，还需要我们的制度关怀和扶助。当然，《条例》要切实吸纳民谏，需要充足的时间，但这种程序安排与民意等待，是一项法律制度、民生政策号准苍生脉搏所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