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家伟

    我反对将酒后驾车等违章行为的记录与个人银行信用体系挂钩，因为这两者各有自己内在的法律规则，相互之间没有合理、必然的联系，不能把它们强行撮合在一起。否则，可能出现相互妨害的弊端。

    我认为一种值得尝试的作法是“驾驶员交通信用档案”。这种做法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若是能够进行科学的设计，将有助于减少酒后驾驶等严重违章行为。

    近年来，私家车辆的拥有量迅速增长，违章驾驶的情况越来越多，给道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尤其的交通安全执法部门的执法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尽管道路管理部门和交警执法部门不断地完善设施，提高执法的效能，但是，道路交通安全的形势仍然不容乐观，执法手段应当随着交通安全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多样化。依靠现有的执法(例如“猫眼”)和执法措施(例如罚款、违章计分制度)已经不足以遏制违章驾驶的行为，尤其是遏制酒后驾车等严重违章的交通参与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需要新的交通安全执法措施。我认为，“驾驶员信用档案”制度就是一种值得尝试的作法。

    问题是，任何制度都有其局限性，“驾驶员信用档案”制度也不例外。要想确保这个制度建立起来，并且良好运行，必须科学设计。若是尝试这种做法，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是：

    首先，明确限定“驾驶员信用档案”的适用范围。“信用”涉及到人格尊严，后者是更需要保护的法律利益。若是因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即对驾驶员的“信用”作出否定性的评价，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违反比例原则。因此，只有那些安全隐患大的严重交通违章行为才能纳入“驾驶员信用档案”中，作为认定驾驶员信用的根据。

    其次，要合理限定“驾驶员信用档案”法律效力。“信用档案”在法律上属于一种执法案卷，是一种记录驾驶员不良交通参与行为的数据库，它本身不直接产生改变驾驶员法律地位的法律效力。如果要据此吊扣或者吊销驾驶员的驾驶执照，还需要交警执法部门根据“信用档案”记录的信用情况，单独作出处罚决定。

    再次，要合理设定驾驶员信用的认定标准与认定程序。这里的关键是要对交通违章行为的有关情况，例如违章的严重程度、驾驶员的主观过错等，合理地确定驾驶员交通安全法律意识的水平，据此进一步划分不同的信用级别。是通过计算机自动测定驾驶员的信用程度，还是通过交通执法人员来作出决定，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标准必须科学合理。另外，应当确保驾驶员的知情权和申辩权。

    信用档案可否与“交强险”的数额挂钩？我认为是可以的。关键在于对驾驶员的交通信用情况设定若干个科学的级别，在有关规章中明确规定什么样级别的交通信用应当交纳多少的数额。不过，目前“交强险”是按照车辆而不是驾驶员交纳的。若是根据驾驶员的交通信用级别确定“交强险”的数额，则需要调整目前的“交强险”制度，将“按车交纳”改变为“按人交纳”。这个改变是否可行，还需要商榷。

    有一点需要注意，驾驶员信用档案中的信息只能用于与交通执法有关的事项。这里涉及个人数据保护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