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灾难片，可能并非好莱坞特效打造的末日景象，而是我们习焉不察的一些情境，比如社会信任体系大厦将倾，人们还浑然不觉，这就非常恐怖。

    不是故意危言耸听，而是《小康》杂志近日一项调查显示，最近十年被认为是人际信用最差的时代。当然，枯燥的数据对多数人而言毫无意义，真正让人记忆深刻的是，此次信用排行榜上，“农民、宗教职业者、性工作者、军人和学生”高居榜首，垫底的则是“房老板、秘书、经纪人、演艺明星和导演”。（《小康》杂志）

    调查还发现，政府信用最受关注，但其信用危机也分外显眼：高达九成的人认为政府公布的数据“掺假的成分很多”或“绝对是假的”。这个结果十分尴尬，看来信用流失比水土流失还严重。当然，上述信用最佳和最差群体的反差强度，也不遑多让。

    性工作者（俗称小姐）、农民的信用度遥遥领先，而本应拥有较高声望的职业群体，如企业精英和知识精英等，在此方面却声名狼藉，这一结果被认为“令人意外”。其实，只要不是闭目塞听的桃花源人，说意外就显得忒矫情了———此番调查的结果若与此相左，那才真叫意外。

    因为刚踏入21世纪，“诚信”就成为高考作文题，也侧面映衬了当时我们面临陷身信任泥淖的诸般困窘。当年满分作文《赤兔之死》有名句流传：“玉可碎而不可损其白，竹可破而不可毁其节。人因诚信而存，吾安肯食吴粟而苟活？”假借一匹马说出的这话，至今依然令人害臊。因为和重信义的赤兔相比，现在秉持基本职业操守，不践踏法律和道德底线，有时都显得奢侈。

    比如在知识界，有七旬高龄的博导欣然接受女学生性贿赂之类败坏学人道德的无耻之尤，也有丧尽良知的“曲学以阿世、枉道以从势”的学界掮客。当学术抄袭，“罗彩霞事件”此起彼伏，专家学者成为网络恶搞的首选，那么知识精英的信用度和美誉度自然跌至冰点；当王石说行贿已成常态，不行贿者反成过街老鼠时，房老板等财富精英信用排名垫底，也就顺理成章了；而至于在“华南虎”、“躲猫猫”、“七十码”、“邓玉娇”、“压力差”等公共事件中，政府的信息公开和处置手段，最初显然也都缺乏起码的诚意和公信。

    在政界精英、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同遭信任危机之时，小姐、农民等相对处于底层的群体信用度最高，其实也有不无可悲之处。精英失信的症结在于，这些群体掌握的权力、博弈能力和议价手段相对占优，而在当前权力制约有限的语境中，权钱媾和、权大于法，以权谋私的冲动得不到有效遏制，挤占了相对弱势一方的利益。稍有点权都急着换成钱，从这个意义上讲，小姐信用度最高，其实只是一种无权可换的可悲的被迫情势。

    法律是信用保障的制度根本，契约社会信用失守，表明契约履行的质量出了问题，而权力失控显然又是始作俑者，那么打造诚信社会诚信政府，其实又回到了如何监督和制约权力的原点。民间素有以吏为师的传统，而“民无信不立”、“信则民任焉”，则反复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如果政府不能够取信于民，民众就不会任用他。所以说面对“小姐最诚信”这个信用倒挂的危险社会符号，政府必须有所作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