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体制的某些方面其实是抑制内需的

     我们是在体制和政策的层面上讨论内需的问题。我认为这样的讨论有一个难点：中国现在有关内需的政策和体制可能正好是相反的，换句话说，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追求扩大内需的，而我们的体制其实是抑制内需的。所以这个政策和体制经常不是一回事。

      我讲第一个问题，就是城乡差距的问题，我们讲了这么多年，你仔细琢磨，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

      现在这个时代出现内需的问题，当然原因很多，城乡差距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现在城乡差距好像给人们的感觉是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中国严重一点而已，但是中国真不是“一点”而已。我查了一点材料，世界上平均的城乡差距是1.5倍，超过2倍的国家很有限，中国现在比较公认的是6倍，加上社会保障、福利因素等等是6倍，居老大的地位。我就去查老二是谁，老二是多少，查来查去老二是一个非洲国家莫桑比克，这是我前几年查到的。把这几个数放在一起，我们就能琢磨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平均1.5倍，超过2倍的国家很少，老二是3倍，咱们是6倍。能琢磨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就是在当今的时代，在自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特殊的体制因素介入的话，你就使劲在那儿拉城乡差距，拉到3倍也就差不多了，因为除了中国是6倍之外，世界上最高的也就是3倍，能拉到莫桑比克那儿，就已经是极限了。

      现在的问题是，自然的力量，大体上能够拉到3倍的情况下，中国怎么就出来了6倍？这6倍是哪儿来的？这是我们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超越了自然因素的特殊的办法，把城乡差距拉到了6倍？现在人们在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是说我要找什么什么办法，来个城乡协调发展，实际上我觉得其实没那么复杂，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是什么东西，使得我们能够超越了自然的力量所能够形成的城乡差距，把这个东西找出来了，我觉得中国的城乡差距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出路，也就是说，我们起码可以把它降到能够用自然力量达到的最高水平，把6倍降到3倍，对中国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我说的不仅仅是城乡问题，而是这里涉及到中国的很多的问题，其实都是这样的，包括内需的问题。内需的问题为什么会这么突出？我觉得要考虑背后的特殊的体制因素。假如说就自然的情况下，没有这种特殊体制的因素的作用，会不会有这样严重的内需问题。比如说像印度，印度应当说是贫富差距比较大的一个社会了，它有利于形成内需的条件也不怎么样，但是这次危机跟我们一比，人家的内需还真比我们强多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内需的问题和城乡差距的问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由一种超越了自然的力量所能够形成的、一种独特的体制力量造成，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盯住这样一个东西。

       第二个问题，刚才说了城乡差距，城乡差距为什么会这样？用我个人的解释，是一种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和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这两个东西叠加在一块了。就是说一个国家，像莫桑比克或者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城乡差距比较大，可能主要是一种市场主导的二元结构。我们国家在改革前，还有像原来苏东的这些国家，城乡差距也比较大，是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造成的。一般来说，在一个国家当中只能同时存在其中的一种，但是现在在中国呢，可以说是这两个东西叠加在一起，我们既是用市场的力量扩大城乡差距，又在用行政的力量扩大城乡差距，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按照道理来说，市场的力量和行政的力量，这两个东西作用一般是反着的，市场力量如果扩大这个东西，行政力量就缩小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看背后的非常独特的一种体制的背景。

      正是由于这些体制的背景，就使得我们的一些问题显得既独特又突出，我最近刚到云南和贵州走了一圈，当地很多人要我对地区发展提点建议，其实我根本也提不出什么建议来，而且更重要的是，不但我提不出来，那里有的地方根本没有发展的条件，就那么点儿地，还在山上挂着，发展什么？

      中国经常在谈论城乡差距问题，地区差距问题，但是你从国外来说，包括一些发展问题很大的国家，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是很突出的问题，听不见人家成天谈论这个问题，但是在我们国家这个问题显得非常突出，为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机制的问题。我们是把很多事情弄得复杂化了，其实这事情非常简单，我前几天去了贵州、云南和无锡，这是两个极端。可以看成是地区问题也可以看成是城乡问题。为什么地区差距这么大，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突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你那儿好，我到你那儿去就完了，很多国家为什么地区的问题、城乡的问题不这么突出呢？就是在这一点。你说无锡好，我就到你那儿去就完了，你说东部好，我到东部去就好了。但是我们独特的制度作用，把这样的机制给消灭掉了。所以我们要考虑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造成了我们这样一个独特的内需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跟政策和体制的话题有关。我们在扩大内需的问题上，至少讲了十几年了，但是十几年的时间里，内需可以说是启而不动，扩而不大。我们每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更多的是集中在政策的层面上，这时候你就看到，这长远的问题不是没有人关心，但是好像只要跟长远的问题一比，还是那个现实的短期的问题更重要，所以这些话题说来说去，尤其是具体能做的事情上，一定还是会转到短期的问题上来。在这样一个讨论问题的方式背后，可以看到社会总的倾向，就是总是对短期的问题忧心忡忡，而且随时都能找出让你忧心忡忡的理由来，哪年都能找出这样的突出和迫切的问题来。但是，每年都找，每年面对的都是这样的短期的问题，长远的问题、长期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始终提不上日程，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社会应当思考的一个问题。内需的问题也是这样。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亟待破题

      我们说，扩大内需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就在于，它不仅是短期保增长的重要举措，更是我国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主要任务，是后转型时代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总体来说，当前扩大内需初见成效，但这个“成效”具有浅表性的特征。客观地说，扩大内需面临的是政策和体制障碍，甚至在某些大的体制和政策安排方面尚未破题。我认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转变，就是一个亟待破题的重大任务。

      从现实情况看，扩大内需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这不仅涉及当前的短期政策选择，也涉及中长期的体制安排和制度创新。

      一、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的现实需求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处于生存型阶段，扩大社会产品供给，满足私人产品需求是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为此，经济增长以追求总量为目标，注重投资和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具体表现为：过去30年内GDP保持接近10%的年均增长；第二产业比重维持在50%左右的高位；投资和出口在经济增长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开始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阶段。发展型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随着社会公共需求的全面变化，私人产品过剩而公共产品短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成为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为此，经济增长要以促进人的发展为基本目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注重居民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从发展阶段变化的客观要求看，需要显著提高居民消费率，突出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拉动作用。我国在“十五”规划中就提出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的目标，但这一目标不仅没有实现，居民消费率反而逐年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生产主导型的增长方式。

       国际金融危机全面暴露出我国内需严重不足的问题。回看十年，1998年亚洲金融[2.47 0.82%]危机就提出扩大内需的命题；回看五年，在2003年SARS危机凸显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迫切性。但是，由于近十年来外需的旺盛，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缺乏动力。更重要的是，使生产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不断累积。这次危机，外需大幅萎缩，客观上使增长转型的压力全面加大。与此同时，这次危机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提供了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我国能否在后危机时代实现由生产型大国向消费型大国的历史性转变，直接依赖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

      二、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的历史机遇

     当前，经济增长方式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应当说，面临重要的历史机遇。

     一是外部市场的萎缩不仅是短期的，而且有可能是中长期的。退一步说，即便外需总量恢复，结构也将发生重大调整。这意味着过去建立在低成本优势，尤其是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基础上的外贸格局将不复存在。二是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显现。4～5月份社会零售总额分别增长14.8%和15.2%，均明显超过同期GDP增速。三是短期内宏观经济逐步稳定。从反危机角度看，在经济信心和宏观形势大幅跳水的情况下，政府政策重点是救急、救市，防止市场崩溃。当前，四万亿投资和十大行业振兴计划效果开始显现，下一步的重点是针对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推进一揽子改革，大规模实施结构性调整。

      无论是从短期看还是从中长期看，我们如果能抓住这次历史性机遇，切实采取一些大的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举措，可以为后30年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例如，未来五年争取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左右，未来十年把居民消费率进一步提高到55%左右，加上政府消费，使消费率达到70%左右。按照这样的目标要求，需要尽快制定扩大内需的中长期战略规划；需要尽快出台与此相关联的一揽子政策计划；需要尽快推进相关的经济社会体制改革；需要尽快采取有力的行动方案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如此，才能抓住机遇，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

       三、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的体制保障

        实现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增长方式转变，涉及到多方面的改革。例如，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等。

       从我国的情况看，以扩大内需为主线的改革具有结构性改革的特点。例如，第一，在构建消费主导型增长方式中，要求对收入分配体制做出大的调整。这个调整不仅需要明显提高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而且更需要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制度，使社会公众能够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第二，加快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有一个财力的问题，但主要的还是制度设计的问题。前几天中央推出的国有股以转持方式注入社保基金的政策，就是一项制度安排，它有利于推进我国社保体系建设，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体制，还需要更多的类似的政策调整和体制安排。第三，推进城乡一体化，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安排。我国城市化水平偏低，是影响消费水平的重要原因。未来5～10年，我国的城镇化将呈现加快发展的大趋势，这是扩大内需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动力。但这个趋势能否成为现实，取决于能否尽快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第四，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要尽快把生产型财税体制转型为公共财税体制，把重点用于扶持生产的金融体系改造为重点用于扶持消费的金融体系。第五，推进政府转型。这是最为重要的体制保障。以扩大总量为目标是GDP政绩观的基础，如果政府不从根源上认识到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并且适应这个阶段变化调整政府目标，要改变GDP政绩观就很困难。只有在政府理念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约束政府利益，理顺政府行为，增长方式的转型才能取得实质性突破。

       总的来说，扩大内需目前既需要政策调整，但更需要在体制改革方面有大的思路。否则，我们将再次错失扩大内需的历史性机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

       不平衡增长格局为什么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中国经济的转型问题，一直呼吁了很多年，大家都强调，要积极推动从当前过分依靠外需为主导，转向内需主导，在内需中，也是更多扩大消费。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方面的进展一直并不大呢？这种不平衡的增长格局，确实蕴含着很多内在的运行风险，但是如果一直推动转型而一直进展不明显，可能就需要寻找支持这种增长格局背后的宏观和微观等各个方面的因素了。

      一、外贸企业缺少转型动力

      转型的微观主体是企业，所以我们需要首先看看企业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特别是一些外贸行业的企业。

      从目前调查的情况看，尽管2008年底以来，不少外贸企业遇到很大的挑战，但是这些企业中的很大部分，还是坚持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外贸业务，较少的企业愿意向拓展内需转型，近期推动的一系列降低出口退税等措施，尽管不能直接促使其扩大国际市场，但是有助于其在艰难的市场条件下获得生存，不过企业的经营状况并没有明显好转，许多退税带来的好处直接通过降价等形式被外资获得。

       那么，为什么企业还是要继续从事外贸呢？或者说，为什么这些企业不从外贸生产为主，转向为内需生产呢？目前看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支持出口的信用和金融体系等较为完善，企业出口虽然盈利水平不是很高，但是十分稳定，收款较为顺畅，总体上可预期，所以使得这些外贸企业可以较好地安排好整个企业的现金流；尽管国内增长较快，但是为国内市场生产，常常是半年一年收不回款，市场不规范的运作较多，导致企业的隐形成本较高；

      2.目前加工贸易是中国外贸中最为活跃的力量，对于加工贸易企业来说，在国际市场上的拓展，并不需要有品牌等，要让这些企业把大量的出口生产能力转向内贸部门，需要重新建立品牌，拓展国内的销售渠道等等，同时，目前国内品牌的保护和一系列扶持政策还有待改善提高。

       3.从出口转向内需，往往需要对产品结构进行大的调整，例如，原来一家生产蜡烛的企业，专门生产一种特定型号的蜡烛，卖到欧美市场可以卖到几个美元，但是在中国目前还是缺少这样一个市场。

      二、地方政府有强烈的GDP考核压力

      当前的金融危机，可以简化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需要增加储蓄并且减少消费，与此相对应，这就要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增长消费、降低储蓄率，同时，对原来为出口而形成的过剩产能进行压缩和调整。

       实际上，对于这个格局，地方政府应当说是越来越有清醒的认识，但是在现实的GDP考核压力下，尽管中央反复要求在应对危机中要有保有压，但是从实际执行的情况看，基本上是保的多、压的少，因为主动压缩自身所在地区的产能，会在短期内对当前的GDP增长带来负面的影响。

      三、特定的工业化城市化阶段可能依然支持不平衡的增长

       中国经济从2008年底触底复苏，很多海外研究机构发现，他们在2008年所进行的关于中国经济2009年的增长预测出现了很大的偏差，不得不在今年中以来大幅上调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这些机构之所以预测错误，其中主要的几个原因，一是高估了外贸回落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而实际上中国当前这种特定的外贸结构有助于降低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其次，这些海外研究机构普遍忽视了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还较低，区域发展也很不平衡，因而无论是推进城市化还是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有很大的空间，成为应对危机很重要的推动力；另外，在危机逐步稳定下来之后，中国巨大的市场增长空间，以及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依然在促进全球产业向中国的转移，而且这种转移正从纺织品等产业转移到汽车等新的产业中。

      因此，尽管现在出口增长格局和投资带动格局受到很多质疑，但是从现实状况看，出口增长快、投资增长快，很可能在现有的状况下出口是有其必然的发展空间的，而且从目前的趋势看，全球化的趋势没有变，不少产业还在继续向中国转移。对于中国这个广大的市场来说，有国际资本流入，有廉价劳动力，就有中国的加工贸易增长的空间，有这个加工贸易空间，就有贸易顺差，因为加工贸易的贸易形式决定了有贸易顺差。这个因素目前看，尽管受到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一些冲击，但还没有出现十分显著的改变。

       那么，这种不平衡的增长格局什么时候会完全没有空间呢？应当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区域发展相对较为均衡，特别是廉价劳动力的转移接近尾声，同时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之后。在此之前，可能沿着原来的增长格局发展的惯性依然会十分强大，尽管这种增长格局存在很大的不足和缺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次应对危机之后，投资快速增长、出口保持顺差、消费占比不高的不平衡增长格局还是会延续，但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劳动力转移的逐步接近尾声，推动中国企业转型的压力会更大。

       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

       扩大消费又有新特点了

         中国扩大内需，也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我们从亚洲金融危机就开始面对这个问题，1998年我们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搞过一个“过剩经济”的课题，那个时候我们认为短缺已经让位于过剩，供和求的对比关系中，供大于求成为失衡的常态，供不应求是失衡的特殊现象。1999年中央提出，扩大内需要成为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

         今天，我们扩大内需又有新特点了，扩大消费又有新特点了。

         什么新特点呢？一说扩大内需，人们就很容易提到穷人、农民等扩大内需的力量。扩大这两部分群体的消费很重要。90年代末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这些年一直在不断呼吁。但是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发展变化过程才能见效的。穷人永远是一个消费不足的群体，永远是一个购买力不足的群体。从短期看，怎么才能解渴呢？我们的学术层面、政策层面不应过度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两个地方。不是不应该，但是过度地放在穷人和农民上解决不了2009年和此后一段时间的扩大消费需求的问题。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从最开始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补穷人、救穷人，已经悄悄地转变了，从布什开始的退税、发购物券，后来发现穷人把钱都存银行了，储蓄率创15年新高，没有回到市场中来。中国也是，现在还是向中等收入者家庭转换的倾向很明显，五一发旅游券，是给中等收入者阶层，这个效果比较明显，购物券是发给穷人的。

       主要想说四个方面，2009年和此后一段，我们和十年前、五年前扩大内需不一样的地方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当前消费已经开始明显地和私人财富的累积密切结合在一块了，已经不仅仅是消费，消费和投资、消费和私人财富累积结合在一块了。简单把买房子说成是房奴是不对的，那是又消费又攒钱的结合。大家把这个观念转变过来，恐怕是适应今后一段扩大内需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二，消费同时和风险结合程度更高了。因为在这个阶段，中等收入阶层及此后的扩大内需往往和动用信用资源、和负债密切联系，和短期宏观经济运行的利率、人民币币值变化密切联系，和私人财富累积过程中个人的职业风险以及自然属性的生病、家庭变故等密切联系。此前买一件衣裳就买了、吃顿红烧肉就吃了，没有别的风险，但是现在刷信用卡，就有了风险。现在需要把这样特点下的扩大内需研究出个一二三四来。

       第三是传统的消费扩张，和结构升级密切结合在一起了。格外注重结构升级的消费需求。我们大长假换成几个小长假，换过来又不成了，人家说五一节节奏正合适。广东来一个山寨版长假还给否定了。这说明，从地方最解渴、市场最需要、老百姓供给和需求双方共识度最高的是结构升级的需求。所以今年大家措手不及的就是汽车，到了零库存，不够卖了，让全世界汽车厂家目瞪口呆。国外汽车产量缩减40%，中国汽车销量创新高。怎么中国人越危机越买汽车呢？因为消费结构升级。我觉得应该在消费政策和消费关注点、舆论关注点中更多地给予关注。

      第四，改善性消费与保障性消费结合程度越来越高了。大家现在不是吃得更好、穿得更好，而是注重长远、注重安全、注重保障。这个保障已经从政府和社会责任一定程度上向个人长远筹划延伸，眼前的消费和我老了以后怎么办、病了以后怎么办、将来上有老下有小负担重了怎么办的统筹理财结合起来了。这“四个结合”结合好了，在舆论上大家引导，我们才能创造出消费需求的高潮。